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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隐蔽在哪里呢？’当我们借着夜色的掩护离开埋伏地点时，库利得夫问。
根据对于在这一整天所表现出来的耐心，我猜想，那个柏林来的狙击手就在这里。需要特别保持警惕。
第二天过去了。谁的神经更坚强呢？谁能靠机智巧胜对方呢？
我忠实的战友尼古拉·库利科夫也全神贯注地等待这一决斗。他已不怀疑敌人就在眼前，但坚信我们能胜利。第三天，与我们埋伏在一起的还有指导员丹尼洛夫。清晨，象往常一样来临了。夜幕消逝，敌人的阵地一分钟比一分钟显得更清楚。战斗又开始了，炮弹在空中吱歧作响。而我们仍伏在光学仪器上，密切注视前方所发生的一切。
‘那不是他吗，你们看我手指的地方！’指导员突然兴奋起来。他由于疏忽差一点探身到胸墙外。但这已经足够了，法西斯分子打伤了他。当然，只有经验丰富的狙击兵才能这样准确射击。
我长时间地注视着敌军阵地，但没有找到他的埋伏地点。根据射速我断定，那个狙击兵就在某个正对着我们的地方。我继续观察。左面，停着一辆被打坏的坦克；右面，有一个土木发射点。法西斯份子到底在哪边呢？在坦克里？不，老练的狙击手是不会隐藏在那里的。在土木发射点里？也不可能，发射孔是堵着的。在坦克和发射点之间的平地上有一大堆烂砖头，中间放着一块铁板。它早就放在那里了，并不引人注目，我从敌人所处的地位思量着：哪里是狙击兵应占据的最佳位置呢？那块铁板下面是否挖了个掩体？他是否每天趁黑夜悄悄潜伏过去，藏在那里呢？
是的，他可能就在那里，在双方都没有占领的中立地带的那块铁板下面。我决定检查一下。我在一块小木板上套上手套，把它举起来，法西斯分子上钩了，开了枪。我按举起来的姿态小心地把小木板放下，仔细观察弹孔。没有丝毫偏差，直接命中。这就是说，法西斯分子是在铁板底下。
‘这个恶棍就在那里！’埋伏在我旁边的助手尼古拉·库利克夫小声地骂着。
现在应该把他诱出来，‘放入’瞄准圈里，那怕是一小块脑袋。但是眼下不可能。还需要时间耐心等待。我已熟悉他的特点了。他不会轻易地离开这个理想的阵地。而我们应该更换一个阵地。我们夜里做了准备工作，并一直在那里呆到天亮。拂晓，德军开始向伏尔加河各个渡口实施炮火轰击。很快天大亮了。随着白天的到来，战斗愈来越激烈。但无论是大炮的轰隆声，还是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声，都不能使我们稍微分一点心。
太阳升起来了。库利夫开始进行盲射，为的是要吸引法西斯阻击兵的注意力。我们决定等待一个上午。午饭后，我们的步枪是处于背光处，而德军的阵地是在太阳直射下。在铁板旁边有个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是玻璃渣偶然反射光，还是光学瞄准镜发亮？库利科夫开始向上小心地举起钢盔。法西斯开火了。这个希特勒分子以为，他终于把四天以来一直想要战胜的那个苏联阻击兵打死了，于是，他从铁板下面伸出了半个头。我正在等待这个机会，一点也不犹豫，就立即准确地射击。法西斯分子的脑袋倒下了，而他那步枪的光学瞄准器却仍在原处，镜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直闪到傍晚。
……”
这就是我们第62集团军的狙击兵。显然，只是说步兵狙击兵是不公平的，我们还有不少的炮兵狙击兵和迫击炮狙击兵。像舒克林和迫击炮手别兹季德科，这样的一些炮兵指战员，都以自己准确的射击而驰名整个集团军。敌人坦克想不受制裁地经过舒克林的炮台是不可能的。而别兹季德科的迫击炮“能穿过烟囱击中敌人”。战士们都打趣地这样说。
我忘不掉炮兵狙击兵——反坦克的神炮手普罗托季亚科诺夫，我曾把他叫到掩蔽部与他进行过交谈。他是亚库梯人，身材魁梧、健壮。他们班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我堑壕与敌堑壕之间，即在马马耶夫岗北坡的一个凹地，他一个人操纵着一门45毫米加农炮坚持战斗。他伪装得非常巧妙，敌人的坦克手只是在自己的坦克着火或者被打坏时才发现这门炮。有一次，他终于被发现了，敌人根据炮声测定了他的炮位。密集的炮弹向他飞来。炮上的光学瞄准器被炮弹碎片打坏了，而大炮却安然无恙，大炮的唯一主人也平安无事。
我与普罗托季亚科诺夫再次见面，是1972年5月9日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岗。当然，他同我一样，在这30年中都变化很大。但我们还是一下子就互相人认出来了。他使我回忆起了1942年我们在掩蔽部的那次谈话：
“你问我，我的炮在什么地方。我对你说：‘我人在哪，炮就在哪。我等待着机会，等到德军坦克暴露得很清楚时，我才射击，坦克也就着火了。’你对我说：‘好样的！想喝点茶吗？’我说：‘喜欢喝浓茶。’你递给我一杯，我尝了一口，而那是地地道道的白兰地。我说：‘谢谢你’！”
城市里的战斗是一种特殊的战斗。这种战斗不仅取决于力量强弱，而且要比智慧、比技能、比随机应变、比出其不意。城市里的建筑物象一道道防波堤，把进攻中的敌人的战斗队形截断，使敌军只能沿着街道向前推进。因为，我们牢牢地坚守在一些特别坚固的建筑物里，并在这些建筑物里组织人数不多的守兵。这些守兵即使在被合围的情况下，也能组织起环形防御。特别是我们把坚固的建筑物作为支撑点。城市的保卫者利用这些支撑点发挥机关枪和冲锋枪的威力，击毙无数侵略者，使敌人寸步难行。
在反突击中，我们不动用大部队或者很多分队去进攻。
9月底，在所有的团里都组织了强击改——人数不多，攻击力很强，作战勇猛而又像蛇一样灵活。被法西斯占领的目标都立即遭到各强击队的袭击，法西斯分子很少能经受得住炮火、炸药、继而是手榴弹和刺刀的突击。双方激烈地争夺每一座楼房。而在楼房里，则争夺每一个地下室、每间房屋、每一段走廊。街道反而空无人影了，广场也空了。
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学会了在敌人航空兵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的时候尽量接近敌阵地，从而保存自己不受伤亡。德国飞行员和炮手都怕伤着自己人，不愿意冒险攻击我战斗队形。因而，我们经常采用近战的战术。
法西斯侵略者不喜欢近战，确切地说是不熟悉近战。他们的神经受不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面地注视身穿红军战士军服的军人。我们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看见敌前沿哨所的士兵，尤其是在夜间，因为他们总是每隔5—10分钟就用冲锋枪打几个点射，为自己壮胆。我们的战士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发现他们，爬到他们跟前，用一颗子弹或一把刺刀就把他们干掉。
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学会了这样一种打坦克的办法，即让德国坦克从头顶上过去，把它置于我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手的射击之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城市的保卫者必须用火力切断敌步兵与坦克之间的联系，从而破坏敌人有组织的战斗队形。然后分别攻击笨重步兵和已闯过去的敌坦克。坦克离开了步兵是很难单独作战的，而敌步兵没有坦克的加强更是寸步难行。
夜晚是我们的天下，而夜战更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侵略者不善于夜战，我们却学会了在夜晚本着以牙还牙的法则对敌人采取行动。白天，法西斯的飞机在我战斗队形上空耀武扬威，使我们抬不起头来。可到了晚上，我们就不怕它们了。白天，我们更多是进行防御，击退敌人的攻击。而敌人没有飞机、坦克的掩护很少发起攻击。
我们用各种办法消灭侵略者。比如，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在窗口和射击孔监视我们，他们大部分人都在掩蔽部里休息。为了把他们从掩蔽部叫到窗口和射击孔，我们常常在晚上大喊俄语的《乌拉》，并炸响几颗手榴弹，搞得像进攻的样子。敌人往往惊恐地奔向窗口或碉堡的射击孔准备反击。可我们的炮手和机枪手早已对准这些地方了，这时我们开火，往往能使敌人遭到很大损失。
“卡秋莎”火箭炮对敌人在新的进攻之前所集结的大批步兵和坦克进行齐射，效果极佳。我永远不会忘记叶罗欣上校指挥的“卡秋莎”团。
这个团驻扎在斯大林格勒市里，它选择了伏尔加河陡峭的河岸作为阵地，敌人的炮火打不着它。叶罗欣的火箭炮是用履带式车体牵引的，它能够迅速地进入发射阵地，实施突击，或更确切地说是齐射。它也可以在实施突击后以同样快的速度返回掩蔽处。
这个团的技术使敌人丧魂落魄，指战员们牢靠地掌握着这些装备。
我们的战士在伏尔加河的残酷的战斗中学习、成长，他们发明的新鲜战术数也数不清。大家都成熟了，他们中很多人从普通的战士成为优秀的指挥员。
后来，在战役快结束时，我们从被打死的和俘虏的敌人的日记中知道，我们的新的作战方法，使法西斯分子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们总是搞不清：今天我们又会在哪儿攻击、用什么武器作战和怎样作战？我们在夜里把他们折腾得疲惫不堪，以致第二天他们投入战斗时往往还睡眼惺松、无精打采。
只要我们得到消息，知道敌人打算占领我们在头天夜里没有设防、或战斗队形稀疏的地段，我们马上就派部队把这些地方占满，并且立即布置火力配系，敷设地雷场。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出色。我们既知道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段，也知道敌人的兵力集结地。因此，我们可以抓住适宜的时机对敌人实施有效的攻击。
在日终时，或者在一天的战斗快结束时，我们往往又实施新的攻击，这种攻击虽然不总是很有力，但对于已经虚弱的敌人来说，就是轻微的打击也是可怕的。我们总是用出其不意的攻击使敌人不断地处在紧张和恐惧之中。
近卫军的英勇精神1
9月26日，所有的情报都证实：在新的进攻中，敌人将从戈罗季谢和拉兹古利亚耶夫卡方向实施其主要突击。
我们不断地对集结的敌步兵和坦克进行火炮急袭射击。
同时，我们决定让装备齐全的坦克第23军和A·B·叶尔莫尔金上校的步兵第112师和各部队迎击敌人的这次突击。除此之外，E·H·斯梅霍特沃罗夫少将的步兵第193师正向我们靠近，我打算用该师的兵力加强坦克军和防御正面。
我们很耽心马马耶夫岗的形势，坚守在山岗顶部的是戈里什内师的部队。岗的南坡和西坡已被敌人占领。敌人只要再向前推进100米，就可以拿到这把打开城市和工人住宅区防御的“战术钥匙”。为了不让敌人得逞，为了破坏敌人这一有计划的进攻准备，我们决定再次实施反冲击。
我们准备不动用全部兵力，而只用部分兵力，不是在整个正面，而是只用数个强击队实施反冲击。军队的基本兵力留在预先准备好的各个阵地，以便反击来自戈罗季谢方向的敌人的进攻。
9月26日19日40分下达了反冲击命令，而在一天以前，已向部队下达了预先号令。
大家都知道、感觉到、并亲眼看到敌人正准备着新的积极行动。因此，错过发动进攻的机会就等于自我毁灭。第62集团军在伏尔河右岸所占领的地域已非常狭窄，没有地方可以退却了。
我红军战士和部队的指挥员们都深刻地、正确地理解在那些日子里所面临的严峻而紧张的形势。举这样一个例子就可看到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弹药和给养要用人力从船上卸下，并从码头分别送往各发射阵地和前沿堑壕中去。这是极为繁重而艰苦的力气活。在一个星期以前，各部队还常常要我们提醒：弹药来了，要尽快去领取。而现在，用不着提醒和召唤了。夜幕刚降临，验收人员和搬运人员几乎倾巢而出来到码头上。小艇一靠岸，很快就被卸空了。各种物资迅速被运往前沿阵地。
应该指出，在完成从左岸向右岸集团军各部队运送物资的艰巨任务中，海军少将C·C·罗加乔夫指挥的伏尔加河区舰队的水兵们立下了汗马功劳。每一次横渡伏尔加河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无论是汽艇还是轮船，在载货时都没有在对岸耽搁时间，总是及时把物资运来。
对于区舰队水兵们的作用和功勋，我用一句来概括：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很可能，第62集团军会因弹尽粮绝而全军复没，更谈不上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我们的步兵、炮兵、坦克兵和水兵们——所有的城市保卫者，都已做好反击敌人向工厂及工人住宅区突击的准备。9月27日清晨6日，我们开始反冲击。
当日，第64集团军也在库波罗斯诺耶地域转入进攻。
在最初阶段，我们的战绩不错，但是到了上午8时，我战队队形遭到几百架敌俯冲轰炸机的猛烈袭击。实施反冲击的分队只得卧倒隐蔽起来。
10时30分，敌人转入进攻。其进攻部队是新锐轻步兵第100师、补充步兵第389师以及坦克第24师。其目标是红十月镇和马马耶夫岗。
德军飞机对我从最前沿直到伏尔加河的整个战斗队形进行狂轰滥炸。戈里什内师在马马耶夫岗顶部设立的支撑点被敌人的炸弹和炮火夷为平地。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所也一直处在敌航空兵火力攻击之下。位于附近的一些油槽燃烧了起来。从戈罗季谢地域进攻的敌坦克，不顾一切地闯过地雷场。敌步兵紧跟在坦克后面潮水般地向前蠕动。接近中午时分，我指挥所与各部队的电话通信变得很不稳定了，无线电台也坏了……
由于集团军不能与各部队保持稳定的联系，虽然指挥所距前沿最多不过两公里，我们仍然不能准确地知道前线的情况。为了对战斗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我们不得不一再把指挥所的位置向前沿挪动。
我们分头带上部队的联络军官亲临火线：古罗夫到坦克兵团的前沿；我到巴秋克师；克雷洛夫到戈里什内师的指挥所。
但是，即使我们亲临部队前沿，还是不能搞清楚整个的战斗情况，因为浓烟密布战场，无法进行观察。晚上，我们返回指挥所时，发现集团军司令部又损失了许多参谋人员。
直到深夜，我们才搞清情况。局面非常严重：敌人已通过地雷场，闯过了我前进战斗队形。虽然损失不小，但仍在某些地段向东推进了2—3公里。
“再有一次这样的战斗，我们就会落到伏尔加河里了”，我这样想着。
坦克军和承担主要突击的叶尔莫尔金师的右翼遭受巨大损失。在27日日终前，他们用剩余的兵力在梅切特卡河大桥、巴里卡德镇以西2．5公里处、巴里卡德镇西南部、红十月镇西郊、直到班内峡谷一线，占领了防御阵地。德军则占领了沙赫京斯基大街、热尔杰夫斯基大街和107．5高地。
戈里什内师被迫撤离马马耶夫岗顶部，师里剩余的战斗分队占领着马马耶夫岗的东北斜坡。
在集团军前线的其它地段，敌人的进攻均被击退。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敌人被打死不下2000人，损失坦克50多辆。我们也同样遭受惨重损失，尤其是坦克兵团的各部队和戈里什内师的各步兵团。
这天夜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命令，要求各兵团和各部队的所有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寸步不离前沿阵地、掩体和堑壕，把各分队编成战斗队形，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
上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掩体内、在前沿阵地与士兵交谈的作用和意义，难道还用说吗？以我的亲身经验，我知道，当你在掩体内同战士促膝谈心，分担他们的痛苦，分享他们的喜说；或抽上一支烟。一起分析战局；或出出主意，该怎么样打仗；那就是一定会在战士中树立起这样的信心：“既然将军也在这里，那么说，应该坚守下去！”这样，战士没有命令绝不会退却，他们将与敌人搏斗到最后一口气。
重要的是，要让所有军人都知道，他们的任何功绩都不会被埋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深信，任何任务他们都会完成。当然，师长也没有必要老是蹲在第一线的掩体里，因为他的位置应该在指挥所里，他应该从那里领导整个战斗进程。但作为上级指挥员，在预见到战况极为危急时，不应该远离前沿，而应该尽可能地靠近自己的战士。这样，战士们不但不会抱怨你，相反，他们会用自己的胸膛掩护你，他们会努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