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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秋克师在来到我们这儿之前就已屡立战功，在卡斯托尔纳亚附近，曾胜利地击退了敌大批坦克的进攻。该师培养了许多不仅在斯大林格勒、就是在全国也闻名的指战员，例如：炮兵连长、著名的防坦克歼击手舒克林，迫击炮连连长、神炮手别兹季季科，出色的工兵扎伊采夫、梅德韦杰夫、阿夫扎洛夫及其他许多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英雄们。
该师党组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指挥员：米捷列夫团长、在会战快结束时牺牲在马马耶夫岗的马雅克营长、舒马科夫连长。还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政治工作者：特卡琴科、叶尔马科夫、索洛维约夫、格鲁布林，优秀党小组长叶夫多基莫夫、克鲁申斯基、拉德任科。
该师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作为一个战斗集体，转战于卡斯托尔纳亚、斯大林格勒、扎波罗热和敖德萨，进军卢布林、波兹南，最后在柏林胜利完成了战斗历程。
1943年1月10日，顿河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同时转入
进攻，分割希特勒的被围集团。第62集团军也由东向西推进，以策应已进攻的各集团军。此时，在马马耶夫岗地域展开了尤为激烈的战斗。这说明敌人非常清楚马马耶夫岗的战术作用。巴秋克师经由马马耶夫岗实施的进攻，在1月25日前，一直遭到敌人的反冲击，敌人纠集了最后的兵力，坚守这里的阵地。
在集团军其他各师的地段上，敌人没有退却，但也没有象在马马耶夫岗那样转入反攻击。他们只是利用工事的掩护进行射击，经常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
1月23日，第54师师长索科洛夫向我报告了这样一件怪事。他的部队前出到红十月镇的西郊，包围了法西斯分子的一个强大的支撑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我军向敌守军劝降。经过长时间的交涉，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竟向我战士要起面包来。我们的人可怜这些饿鬼，送给他们一些。敌人接过面包来，看来又有了精神，重新开始射击起来。
经过几次这样的“外交谈判”之后，我们的官兵迅速与炮兵取得联系，炮兵们推来几门大炮，直接瞄准这个支撑点射击。等我们拿下支撑点后，发现这里的敌守军是清一色的亡命之徒，几乎每人胸前都佩带有好几枚希特勒奖给他们的奖章。
1月25日，我们已感到我军正从西边压过来。于是，第62集团军便前出到斯大林格勒西郊各工厂居住区。戈里什内师、索科洛夫师、柳德尼科夫师、古里耶夫师、罗季姆采夫师转向北面，消灭盘踞在各工厂区和各工厂居住区的敌北集团。巴秋克师转攻南面，对付敌南集团。1月26日，久已盼望一天终于来了。这一天，第62集团军的部队与从西面实施进攻的巴托夫集团军和奇斯佳科夫集团军的部队会师了。
下面是这次会议的经过：
黎明时，观察所报告，发现希特勒分子陷入混乱，东奔西跑。听到坦克的轰鸣声，出现了身穿红军服装的人……看见重型坦克，装甲上写着“车里雅宾斯克集体农庄庄员”、“乌拉尔金属工人”等字样。
罗季姆采夫师、古里耶夫师、巴秋克师和其它师的近卫军人，高举红旗冲向前去。
上午9时20分，在红十月镇地域举行了激动人心的会师仪式。A·E·古辛大尉把一面写着“1943年1月26日会师纪念”的红旗交给巴托夫集团军的部队代表。
严肃而饱经风霜的官兵们，眼里闪烁着喜悦的泪花。
近卫军大尉F·乌先科向罗季姆采夫将军报告说：您的著名的近卫军战士们赠送给我们的红旗已收下。
“请转告你们的指挥员，”罗季姆采夫将军说：”今天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因为经过5个月艰苦顽强的战斗之后，我们终于会师了！”
钢铁堡垒—重型坦克开过来了。坦克手们从舱盖里探出身子，挥手欢呼。强大的战车群继续向工厂、向前方驶去。
很快，第62集团军其它分队的代表们也同巴托夫集团军、奇斯佳科夫集团军和舒米洛夫集团军的部队见了面。
敌人仍在负隅顽抗，但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敌官兵缴械投降。经常是数名苏军官兵就俘虏了上百名希特勒法西斯分子。
1月31日，第64集团军的军人们俘虏了第6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元帅和他的司令部的所有人员。当天，德军南集团也完全停止了抵抗。市中心的战斗结束了。是日傍晚，第62集团军的军人们俘虏了敌步兵第295师师长科尔费斯少将和他的司令部人员，还俘虏了当时正呆在该师司令部的步兵第4军军长普费费尔炮兵中将、第51军军长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中将、第295师参谋长迪塞利亚上校以及一些校官参谋。
希特勒的这些将军，是被第62集团军通信团18岁的团小组长米哈依尔·波尔特为首的3名战士俘虏的。波尔特在来斯大林格勒之前，曾在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战斗过。
1月31日晚，我、古罗夫和克雷洛夫，在我的已经变得宽敞明亮的掩体里，审讯被俘的德国将领们。看到他们那一副副因为饥饿、因为自己的命运生死未卜而心神不安的样子，我吩咐端些茶来，并请他们吃点东西。他们都身穿礼服，胸前佩带着勋章。奥托·科尔费斯将军一手端着一杯茶、一手拿着一块面包片，问到：
“这是什么意思，是宣传吗？”
我回答：
“如果将军认为这茶和小吃具有宣传的意思，那么，我们并不特别坚持要您食用这宣传性的食品。”
这一对话使俘虏们稍微活跃起来，我们的谈话持续了约1个钟头。科尔费斯将军比别人说得都多。普费费尔和赛德利茨将军声称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回避回答问题。
科尔费斯将军在交谈中阐明了这样一种思想，他认为：当时德国的状况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的状况，有许多共同之处。普费费尔和赛德利茨将军坐在那儿，口里不时地说着“是”和“不是”，哭了。
最后，冯·赛德利茨一库尔茨巴赫中将问：
“准备怎样处理我们？”
我告诉他有关俘虏管理条例，并补充说，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佩带奖章和勋章，但武器除外。
“什么武器？”普费费尔仿佛不明白似的，看着赛德利茨感兴趣地问。
“被俘的将军不得随身携带任何武器。”我又重复了一遍。
于是，赛德利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铅笔刀交给我。我当然又交还给他，并告诉他，这类“武器”我们并不认为是武器。
普费费尔将军问我：
“在11月19日之前的城市争夺战期间，您和您的（第62集团军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
我回答说，我的指挥所和集团军司令部一直在城里、在伏尔加河右岸，指挥所司令部的最后所在地，就是我们现在呆的地方。
于是，普费费尔将军说：
“真遗憾，当时我们没有相信我们的侦察员。我们本来是能够将您和您的司令部从地球上抹掉的。”
审讯完被俘的将军后，我们把他们押解到方面军司令部，希望他们尽快了解和研究苏联的真实情况，以免发生谬误，并摆脱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对他们的影响。
1949年，我在柏林与奥托·科尔费斯将军重逢。他那时已是德苏友好协会里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我们见面时，已经象老熟人一样了。我当时担任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正帮助德国同志恢复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前少将奥托·科尔费斯为巩固德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许多事情。奥托·科尔费斯不是单枪匹马地干，许多德国将军、军官和士兵懂得了真理之后，都开始为和平、为新的德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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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南集团被消灭后，尽管局势已很明朗，即全歼敌北集团已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敌人仍在负隅顽抗。
1943年2月2日清晨，我和古罗夫一起来到设在“红十月”工厂办公楼的废墟上的观察所。师长柳德尼科夫、索科洛夫和戈里什内的观察所都离这儿不远。第62集团军对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及这两个厂的居住区实施了最后一次突击。参加进攻的部队有戈里什内师、索科洛夫师、柳德尼科夫师、古里耶夫师、罗季姆采夫师和施特戈里尔旅。友邻的各集团军的部队也同时从西、西北向敌北集团发起进攻。进攻于中午12时开始。
炮火准备很短促，只对可见目标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我们清楚地看到，敌人是怎样在废墟里抱头鼠窜。我步兵和坦克随即发起进攻。
残余的希特勒分子抵挡不住最后的攻击。他们举起双手投降，刺刀上绑着白布条。
成千上万的德军俘虏从我们身旁走过。他们朝着近6个月以来一直想突破的伏尔加河、伏尔加河彼岸走去。所有士兵和军士都虚弱已极，衣服上爬满了虱子。他们衣衫褴褛，令人不忍目睹。尽管已是零下30度的严寒，有些人还赤着脚。然而，德国的军官们，个个全身披挂，都是肥肥胖胖的，口袋里装满香肠和其它食物，看来是分配“可怜的口粮”后剩下的。
第6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各师师长和部分团长，聚集在“红十月”工厂被炮火毁坏了的办公楼里的最后一个观察所里，高兴地互相祝贺胜利，怀念未能活到今天的战友。
希特勒早在1942年11月就下过保证，要解救被围部队，现在已不得不正式承认惨败，并宣布举行三天的哀悼。
被围歼在伏尔加河畔的敌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部分部队，是一支突击集团军，共拥有22个配备大量加强兵器的师，兵力上超过1个方面军军团。
希特勒很为第6集团军、为它的机动能力和突击能力、为它的全体官兵而感到骄傲。该集团军各师是由“纯血统的阿利安人”组成。例如，步兵第79师是在1942年8月组建，几乎全部由20至27岁的青年组成。据俘虏自己说，该师每5个士兵中就有1个纳粹党员。
第6集团军司令官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和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官霍特上将就是德国将官中的典型代表。在攻击伏尔加河上的这座堡垒时，保卢斯52岁，52年中他在德国服役了3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一名队列军官，大战结束时，他成为参谋总部的一名参谋。1918年德军战败后，保卢斯没有退役，还在军事部服务了很长时间，后来在坦克司令部任参谋长，积极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
希特勒掌权后，保卢斯被提拔到赖歇瑙元帅指挥的集团军参谋长的岗位上。保卢斯随该集团军在1939年秋进军波兰，1940年参与了攻陷法国的战争。1940年9月，保卢斯被任命为德军参谋总部军需部长。1941年1月，晋升为坦克兵将军。在进攻苏联前夕，已成为希特勒的将军们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6集团军在伏尔加河畔被围歼期间，希特勒奖给保卢斯佩戴铁十字骑士勋章用的“橡树叶”，并授予他元帅军衔。
第6集团军承担过许多极重要的任务。1940年5月10日，该集团军遵照希特勒的命令，背信弃义地第一个侵入比利时国土。它在阿贝特运河突破了比利时部队的抵抗之后，旋风式地占领了全国，给比利时带来了死亡和毁灭。第6集团军各师蹂躏过欧洲许多国家，到过布鲁塞尔和巴黎。
1941年，希特勒把第6集团军调到东方来对付苏联。它在哈尔科夫地域参加过许多战斗，夺取了乌克兰的许多城市，并在1942年从那儿进军伏尔加河。该集团军被委以重任，承担了1942年南方作战计划的最重要的任务—夺取伏尔加河上的要塞。
希特勒企图为已覆灭的第6集团军戴上骗人的光环，以掩盖自己战略计划的失败。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大本营发表一个特别公告，其中说道：“俄国人建议第6集团军的士兵投降，然而，德国士兵无一例外地都继续在原地坚持战斗。”第二天大本营又广播说：“有少数德国士兵和盟国士兵向苏联军队投降。”这所谓“少数”却足足有9万1千多人。对已当了战俘的2500名军官、24名将军和保卢斯元帅本人的命运，希特勒却闭口不提。
苏军在伏尔加河畔歼灭了法西斯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之一—“B”集团军群，尔后，又歼灭了由装备齐全的精锐部队组成的“顿河”集团军群。该军事集团被歼灭后，仅在斯大林格勒及其郊区就收殓和埋葬了约14万希特勒分子的尸体。在长达200个日日夜夜的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德军统帅部付出了包括死伤、失踪和被俘在内的至少150万人的代价。
我们在阿赫图巴河一带的村庄里驻扎了约1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第62集团军各师基本上得到休整补充，得到了新的武器，并准备登上军用列车向西开进，赶上远去的战线。
祖国给予防御斯大林格勒的各部队和各师许多优厚的奖励。几乎所有的师、团都被授予近卫军称号。第62集团军也改为近卫第8集团军。在指挥员和战士们的胸前都戴上了“近卫军”徽章。
在奔赴前线前夕，我们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调往新的工作岗位举行了欢送会。师级政委、后来擢升为中将的古罗夫，对我们大家来说首先是一位战友。从战斗开始以来，他一直在河右岸与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分担受挫折时的痛苦和分享胜利时的喜悦。而现在却分手了……
我们将库兹马·阿基莫维奇送出中阿赫图巴村。去送行的有克雷洛夫、华西里耶夫、波扎尔斯基、魏因鲁布、特卡琴科、别列杰夫和我。谁也没说一句离别的话和祝愿的词，但我们都与古罗夫拥抱吻别。虽然我们大家眼里含着眼泪，古罗夫却比别人更难过：他走了，而我们留了下来……
K·A·古罗夫是个意志坚强、非常冷静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们都站在伏尔加河岸上，炸弹片穿了他的遮耳冬帽。他摘下帽子，看了我们一眼，微笑着说：“破是破了点，但还能戴。”
他是个善于把严格的党纪和军纪同令人信服的语言结合起来的坚持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他善于及时地在政治中保证所有战斗计划和措施的实施，不论这些计划和措施什么时候实施。他深入研究人的思想，他一旦选定哪个人之后，就给予信任，从不用繁琐的监督去对待别人。他经常对我说：“这些汇报应当查实一下，而那一些是真实的”。事实上，也的确象他说的一样。在生活中，他是个愉快的人，和他在一起从不会感到寂寞。
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后，我们仿佛很孤单，经常想念他。1943年8月，古罗夫牺牲的消息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全面胜利的喜悦了。我们将永远怀念库兹马·阿基莫维奇……
我们开始登上军用列车，向西、向前线开去。第62集团军转移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地域。集团军司令部在沃罗波诺沃车站上车。白天，我到集团军编成内各师上车的车站巡视一遍，黄昏时我来到沃罗波诺沃。
传来机车的鸣笛声、车轮的震动声和有节奏的敲击声。我们每个人都默默地说：
“再见吧！伏尔加河！再见吧！你这饱经沧桑、受尽战火煎熬和洗礼的城市！我们还能再见到你吗？到那时你该是什么样子、再见吧！长眠在这块浸染着鲜血的土地里的战友们！
我们就要向西挺进，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你们报仇……”
我戎马生涯中最艰难、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这样结束了。
北顿涅茨河1
当我去思考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接连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时，进军柏林已成定局。我的思绪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它们使我确信，苏联军人思想上的转折——决不能再往后退！正是在伏尔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显的地表现出来。
希特勒的将军们和军官们不会感觉不到苏军心理上的这种无形的转折。
我作为原第62集团军的司令员。也曾郑重地宣布过：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最后一名城市保卫者被打死的情况下，敌人才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我们向党、向人民发过誓言：“宁死不屈！”只有牺牲了才能使我们的解除誓言。这一信念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对战略形势的认识，而且也是出于对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这是神圣的使命。它反映了我集团军将士们思想上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