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十章 于阗--迷雾中的美玉之邦20

　　由于玉的神秘和儒家赋予它的种种道德观念，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在贵族阶层中已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珍贵物品。《礼记＆＃8226；玉藻》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玉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

　　更为离奇的是，人们还相信玉能够辟邪、消灾，甚至替主人挡灾、治病。

　　玉在人们心中有如此之多的功效，难怪会对玉如此喜爱了。

　　于阗，自古就是玉的故乡，是中国玉石的重要产地。于阗的玉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的国石。

　　在于阗地区，有一个关于于阗玉的神话传说：

　　相传，古代于阗国的玉河畔，居住着技艺绝伦的老石匠和他的徒弟。在60岁生日那天，老石匠在玉河中拾到一块很大的羊脂玉，精心琢成一个漂亮的玉美人。看着自己雕出来的玉美人，老石匠情不自禁地说：“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孩子该多好啊！”话刚说完，玉美人竟然真的变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认老石匠做父亲。老石匠非常高兴，给这个女儿取名为塔什古丽。

　　后来，老石匠去世了，塔什古丽与父亲的徒弟——小石匠相依为命，渐渐产生了爱情。可是，当地有一个恶霸，无意中见到了塔什古丽，立时对美貌的塔什古丽升起淫欲。他趁小石匠外出，抢走塔什古丽，逼迫塔什古丽成亲。塔什古丽坚决不从。恶霸强占不成，恼羞成怒，用刀砍塔什古丽。一刀下去，塔什古丽身上蹦出耀眼的火花，点燃了恶霸的家。恶霸和他的帮凶在大火中被烧死了。塔什古丽自己化成一股白烟，向玉石的故乡昆仑山飞去，一路上，她的身体里撒下了许多小石子，化为后人找玉的矿苗。

　　当地人在讲起这个传说时，还会以一句谚语做总结：“宁做高山上的白玉，勿做巴依堂上的地毯。”由此可见，于阗玉在人们的心中是高贵、春节的象征。

　　和阗玉，古称“昆山之玉”、“塞山之玉”或“钟山之玉”，清称“回部玉”，维吾尔族称“哈什”。它的出产地是号称“群玉之山”、“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千字文》中也有“金生丽水，玉石昆仑”之说。于阗玉就夹生在海拔3500米至5000米高的昆仑山山岩中，经长期风化剥解为大小不等的碎块，崩落在山坡上。每年5～8月份，昆仑山上的雪水融化以及下雨产生流水，就会将这些碎料冲刷入河水之中。经过河水的冲刷以及河底砂石的磨砺，这些玉石就会被打磨成上等的于阗玉。

　　于阗玉是玉中上品，按类型可分为硬玉和软玉两种，以前者更为名贵。《游宦纪闻》说，于阗国出产的玉可分作五色，白如脂肪，黄如蒸粟，黑如点漆，红如鸡冠或胭脂。

　　和阗玉有7000多年的开发利用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之前，昆仑山下的原始人就发现了和阗玉，制成生产用具及装饰物品。

　　自殷商时代起，和阗玉大举东进，成为宫庭权贵用玉主体，统治者视其为宝物，商代已形成规模开发。在殷墟的“妇好”墓中，曾出土了700多件玉饰随葬品中，绝大多数都出自于阗。

　　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皇帝制，一直到清代，于阗玉成为帝王玉。皇宫的玉器多是于阗玉制成，特别是象征皇权的玉玺多用玉制作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于阗玉。

　　到了隋唐时期，于阗仍然以玉产地着称于世。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唐德宗继位后曾派使者到于阗国求玉，得到了一个玉枕、一个玉圭、五个玉佩、300个玉带挎以及其它玉器。公元823年，唐人韦端符曾亲眼见到了名将李靖后裔珍藏的于阗玉带。这条玉带，是李靖平定萧铣后唐高祖赐予的。玉带镶嵌着13块玉，7块方形，6块菱形，每块玉附缀一环，用来佩带物事。

　　公元940年，后晋的高居海出使于阗，描叙了于阗采玉的情形。他说：“于阗境内有一条玉河，流至牛头山后，分成白玉河、绿玉河、乌玉河三条支流。虽然发源于同一条河流，但是各条支流中出产的宝玉颜色却与支流的名字一样。每年五、六月份，河水暴涨，玉石就从昆仑山顺流而下。每年出产玉石的多少，就由水这时水势的大小决定。到了七、八月份，河水水势减缓，人们就可以的哦河里采玉了。因为河里玉石太多，采集过程并不艰难，当地人把采玉叫做捞玉，可见当时于阗玉的开采多么容易。当时于阗国国法规定，玉石的采集要由官府首先进行。如果官府没有去采玉，任何人都不许到河边去。因为玉石资源丰富，于阗国里的大小器物以及衣服上的某些零件都常常是用于阗玉做的。现在中国的玉，大多都是从于阗来的。”

　　高居海的记载，比较全面地记载了于阗玉石的分布、采集季节、采集方式等。从他的记述可以看出，当时，玉石采集是于阗国的重要产业，由官方垄断。只有官方组织采集之后，才允许个人采集。

　　直到宋代，朝廷使用的礼器及乘舆服御，仍然多是于阗玉。

　　现在，于阗玉作为玉中精品，在玉器市场上大受追捧。最好的于阗玉价格，已经比黄金还要贵得多。

　　中国第一僧与于阗的“缘”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唐玄奘是中国西去求取真经的最有名僧人。对历史有所了解的，则知道在玄奘之前，高僧法显就曾经西行。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中原王朝第一位西行取经的僧人其实另有其人。他就是朱士行。

　　朱士行不仅是中国西去求经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真正的本土僧人。他为佛法经由于阗传入中原作出了很大贡献。

　　自从张骞通西域以来，两汉时期，由古印度各地向西域和中原传播佛教和弘扬佛法的胡僧络绎不绝。可直到三国时，在朱士行之前，还没有一位中原僧人有过西行求法的行动。

　　朱士行是三国时期魏国颖川（今河南）人。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天资聪颖，品行刚正，意志坚强，重视理想，不同流俗。曹魏嘉平年间，朱士行正值风华正茂之年。当时，玄学兴盛，朱士行受时代风气的熏染，也热衷于研究大乘佛学，开始对宣扬“诸法悉空”的佛教大乘般若学说发生兴趣。恰好此时印度梵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译出《僧只戒心》经文，主持按戒律授戒度僧。朱士行毅然剃度受戒，成为僧人。从传世的文献来看，他是有文字记载的受戒出家为僧的第一个中国人，与以前仅仅以剃发、披袈裟、离开俗家为僧却没受过戒的人不同。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奉为汉土真正的第一僧人。

　　正式出家后，朱士行以弘扬佛教为己任，致力于对佛教经典的研究。他认为，要使佛法在中士盛行，就要让佛学义理深入人心。当时，中原佛教的大乘佛经典籍是十卷本的《般若道行品经》，通称《道行经》。《道行经》是汉灵帝时一位天竺僧人宣读梵文，由东汉的佛经翻译者译写为汉语的。翻译者译写《道行经》时，把领会不了的内容自行略去，并在译文中多处使用音译。这样一来，《道行经》读起来意义不连贯，也解释不通。朱士行对此深感遗憾，于是发誓不惜身体、性命，也要去西域求取完整的《般若道行品经》。

　　魏甘露五年，朱士行经过一番准备，从长安向西域进发。一路上，他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经玉门关进入西域，抵达西域佛国于阗，行程一万余里。

　　于阗地处佛教源头印度附近，佛教十分鼎盛，是中原僧人所向往的“小西天”。印度佛教即经此地传往内地。

　　朱士行到达于阗时，在于阗占主导地位的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极受排斥，但也流传较广。朱士行留在于阗，一面参拜佛迹，一面搜寻大乘佛教独有的《般若经》原本，一面学习新接触到的佛学理论，并收徒讲学。

　　功夫不负苦心人，朱士行在于阗找到了《放光般若经》梵文原本，共有90多章，60多万字，并已有了相当高的阅读梵文的水平。他请人将《放光般若经》抄写了一份，想让弟子法饶等10人将经卷送回洛阳。

　　于阗小乘教派的僧人得知朱士行要将大乘佛法典籍送入中原后，立即对朱士行进行百般阻挠。他们始终认为小乘佛法经典才是正典，把大乘佛法经典称为婆罗门书，加以抵制。为阻止朱士行将《放光般若经》送回中原，小乘教派对于阗国王说：“汉朝来的僧人要把婆罗门书送回中原，干扰正典。国王您是这里的主人，若不禁止汉朝僧人的这种行为，大法将在中原断绝，使中原僧人走上邪路。这样，国王您就等于是对佛祖犯下大罪了。所以，您必须有所行动。”于阗国王认为这话有道理，立即令朱士行不得将《放光般若经》等大乘佛经带离国境。

　　面对小乘教派的阻挠，朱士行并不灰心。他长期不懈地努力争取，终于让弟子把《般若经》抄本送到了洛阳。那时，已是晋朝太康三年了。

　　这段历史还有另外一个离奇版本。据说，朱士行在受到于阗小乘教派阻挠后，感到非常痛心。他向于阗国王提出解决办法——焚经为证。朱士行说：经书若被焚毁则罢。若不能被火所焚，则证明是真经，应该允许带往中原。于阗国王点头允许了。

　　在国王的命令下，人们在大殿前堆积木柴，点上火。朱士行站在火前发出誓言：“如果佛祖允许大乘深妙之法流传到中原，这些经书丢到火里就不会燃烧；如果得不到神佛的护佑，这也是命，说明我所信奉的大乘佛法不是正解！”说罢，他将经书投入火中。令人诧异的是，大火立即熄灭了，经书连一个字也没有烧坏，连经文封面的皮牒还跟原来一样，甚至更觉光鲜。众人见了既惊讶又敬佩，都说这是神佛的感应。于是，朱士行得以派弟子将经书送至洛阳。

　　这个传说为朱士行的功德蒙上了神话色彩，足见时人对朱士行的敬重。

　　完整的《般若经》抄本受到了中原佛教学者的热烈欢迎。经卷在洛阳存放三年后，又被送至陈留仓垣的水南寺，由于阗僧人无叉罗与居士竺叔兰等人共同翻译，成书90章，207621字。太安二年，著名佛教学者竺法寂来到仓垣，又与竺叔兰共同考校了译本，并加以修订润色，写成订本。

　　根据朱士行送来的抄本译出的《放光般若经》，与前此佛经翻译者所翻译的比较简略的《般若道行品经》相对，被称为大品《般若经》，佛经翻译者的译着称为小品《般若经》。“大品”译出后，立即风行于中原佛学界，僧人、居士争相传诵。当时，中山郡有个名僧，特地派人到仓垣用丝绢抄写经文。抄本被送回中山郡的时候，中山王和当地僧人打着幢幡，出城40里迎接，可谓盛况空前。一时间，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人，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采用《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说。

　　将经书送回中原的朱士行，本人并未再回中原，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于阗。

　　他在于阗继续苦读佛经，弘扬大乘佛法，直至80高龄时死于异域。《放光般若经》在中士引起的轰动与狂热，朱士行根本没有看见。在他脑海中，没有名利观，只求佛法不被误解，只希望人人都信仰佛法。这也许就是普渡众生的大慈悲心了。

　　朱士行坚毅的精神、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佛学功底使他受到了于阗僧俗的崇敬。人们按照印度佛教对待高僧遗体的习俗，将朱士行的遗体火化。据说，火化之后，朱士行的遗体仍完好无损。人们都十分惊奇，就向神佛求告说：“朱士行如果真的已经成佛，就应当被火焚化。”话音刚落，朱士行的遗体就碎散了。人们无不称奇，更加敬重朱士行，收敛起朱士行的遗骨，盖起一座佛塔以专门供奉。

　　朱士行死后，他的弟子离开于阗，到了中原，将朱士行的事迹向人们传扬。后来，朱士行被记入《高僧传》，成为中国佛教中的重要人物。

　　朱士行为求“真经”，远赴西域大漠，在于阗国取经弘法，对中原佛教的兴盛以及大乘佛教在于阗的兴盛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弘扬佛法的一片痴心，足可以感天动地，不愧为是中国第一僧。

　　于阗国与喀喇汗王朝的宗教战争

　　在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于阗是个有名的信奉佛教的国家。

　　与龟兹国一样，于阗是丝绸之路佛教东渐的要道；但与龟兹国小乘佛教占统治地位不同的是，于阗国是大乘佛教的理论中心。

　　据《于阗授国记》记载：公元70年左右。来自克什米尔的高僧毗罗折那就来到了于阗弘法。于阗王尉迟胜继位后，还下旨立佛教为国教。当时，每年农历四月初一，于阗国就要举行行像仪式，也就是带有礼佛意味的狂欢大游行。那一天，于阗国都中的街道洒扫一新，城门高悬帏幕，张灯结彩。国王偕王后参加巡礼，举国出动，万人空巷。最受王室尊崇的瞿摩大寺赶着高三丈左右的像车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像车庄严神圣如同行宫，以僧幡盖顶，悬挂七宝，佛像立其中，一派金碧辉煌。像车距城门百步时，于阗国王要摘下王冠，穿着崭新的衣服，赤着双足，手持华香走出城门迎接佛像，焚香散花礼佛；佛像人城时，王后与宫女要在城楼抛撒花朵，一片五彩缤纷。14座伽兰各行像一天。行像完毕后国王与王后才起驾回宫。在1500年前的于阗佛国，佛教徒们欢庆自己的节日其气势之宏伟，场面之壮观，持续时间之长，都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说于阗是当时佛教的圣地之一并不为过。

　　公元9世纪末到13世纪初，新疆塔里木盆地西部及帕米尔高原以西以北地区，出现了一个以喀什噶尔为都城，由葱岭西回鹘联合其他民族建立起来的突厥地方政权，《宋史》称之为“黑韩”，《金史》称之为“哈喇汗”。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喀喇汗王朝，又叫黑汗王朝。当时，喀喇汗人大多信奉佛教。

　　公元893年，喀喇汗王朝遭到了以“圣战”名义入侵的萨曼王朝的沉重打击，决定主动改信伊斯兰教，以使萨曼王朝没有继续侵略的口实。经过萨克图以及其子穆萨阿尔斯兰汗两代喀喇汗王的努力下，喀喇汗王朝20万突厥游牧民皈依伊斯兰教。

　　阿尔斯兰汗实现本国伊斯兰化，巩固了统治地位后，也像萨曼王朝一样开始了对外扩张。他将信奉佛教的于阗国定为征服的目标。

　　于阗当时执政的是李氏家族，世代笃信佛教，对喀喇汗王朝强迫佛教徒改信伊斯兰教的做法非常不满，当喀什噶尔的佛教徒发动反抗强制改宗的暴动时，于阗对于受迫害和暴动失败的佛教徒给予了收留和庇护。这让喀喇汗王朝有了发动“圣战”的借口。

　　大约在公元962年，喀喇汗王朝发动了旨在征服于阗的“圣战”。

　　在这词战争中，为了取得宋王朝和沙州政权的支持，李氏王朝的使者不断往来于开封、敦煌和于阗之间，于阗国的3位一王子也分赴沙州和开封，请求支援。宋朝因内部事务纷扰，没能从军事上对于阗国给予援助，只派了一个157人的佛教僧侣使团前往，以表示支持。幸好，于阗得到了高昌和吐蕃的全力支持与援助，占据了明显优势。经过历时八年的战争，于阗军队占领了喀喇汗王朝国都喀什噶尔，当地居民纷纷归顺，阿尔斯兰汗战败后逃往中亚，他的宝物、妻子、大象、良马等都成了于阗军队的战利品。

　　占领喀什噶尔后，于阗王一边安抚百姓，树立傀儡政权，一边遣使向宋朝和报告获胜消息，并送上所缴获的部分战利品。

　　但好景不长，喀什噶尔很快又被喀喇汗王朝夺回。于阗与喀喇汗王朝再次陷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状态。

　　战争中，喀喇汗王朝的博格拉汗因为在于阗不能打开局面，便开始向西扩张，率领军队翻越葱岭攻打中亚的萨曼尼王朝喀喇汗军西征的时机，于阗军队从背后发动了进攻。博格拉汗不得不挥师东返，仓促应战。结果，博格拉汗竟然在战争中战死。于阗军队乘机一鼓作气，出人意料地再度攻占了喀什噶尔。

　　博格拉汗的侄子玉素甫喀迪尔汗得到消息后，立即在撒马尔罕宣布即位。他招募了来自巴格达、波斯、印度及中亚的雇佣军，号称14万之众，很快收复了喀什噶尔，并继续向于阗展开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