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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真相也许就是是这样。

  一个古汉字背后隐藏的神秘古蜀国历史

  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上曾刻有这样一个汉字:弓鱼。“弓鱼”这个字是会意字,早已经从日常用字中消失。古人根据一个事件或一些场景造出了这个字,它的读音在今天已经失传,它所隐藏的信息以及产生的原因也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弓鱼”字最早出现在陕西弓鱼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盘上,除此之外,以前并未在其它器物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人们以为“弓鱼”字只属于弓鱼国时,这个字却在另一块土地上出现了。

  在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雕刻着许多图案和花纹,其中包括这样一个图案:一张弓,一条鱼,一只鸟,鱼被弓箭贯穿而入。同样的图案也出现在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金是古代最贵重的金属,刻在金器上的图案,一定意味着战争、盟誓、迁徙等大事。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之前,古人就是用图案、符号来记录部落中发生的大事的。那么,一张弓箭与一条鱼的组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符号是文字的前身。如果把“弓”与“鱼”组合在一起创造汉字,恰好就是“弓鱼”字。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弓鱼”字与古蜀国金杖、金带上的图画是有神秘的联系的。那么,为什么古蜀人想表达的内容会在陕西弓鱼国遗址的青铜器上出现?三星堆、金沙遗址与弓鱼国遗址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弓鱼国是西周的诸侯国之一,比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晚了数百年。弓鱼国遗址中也曾发掘出青铜人像,不同的是这尊青铜像被安放在墓室中,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却被埋入了祭祀坑。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弓鱼国会不会是古蜀国人的分支?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似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一场意外的大火也许是古蜀国与弓鱼国联系之谜的解。

  有人猜测:3000多年前某个深夜,火焰产生的热浪与浓烟将熟睡中的古蜀国人惊醒。他们逃出屋子,发现国都中央的宗庙正在被熊熊大火吞没。惊慌的人们纷纷赶去救火。然而,火势已经形成,不是当时的人们所能扑来的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大巍峨的宗庙在烈火中轰然倒塌,房梁与瓦砾砸在神案上的金器、青铜器、玉器上。

  大火渐渐熄灭了。古蜀国人在宗庙的废墟中巡视,发现这里已彻底被烧毁,到处是还冒着青烟的断壁残垣。象征着国家根基的宗庙已化为乌有。祖先流传下来的祭祀用具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损坏,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用来呼唤、祭祀神灵的神器已被烧毁,在古人的眼中,它们已经完全失灵,只能像垃圾一样抛弃掉。这不是臆断。古代历史上,许多古老的部落常常会丢弃自己认为已经不灵验的祭祀品。大火被理解成神的责罚,对于这些失宠的祭祀品,古蜀国人不打算继续使用。于是他们在河畔挖坑,将这些失灵的神物永远埋到地下。

  三星堆文物的祭祀坑起源于一场大火而不是战争,这是有根据的。古时,两国交战,战胜者会焚烧战败者的宗庙,但对战败者宗庙中的宝物却不会毁弃,而是作为战利品运送回国,炫耀胜利,抢夺对方的福祉。这才造成了特洛伊被希腊联军彻底摧毁的悲剧。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伐燕,获得胜利的齐宣王就毁掉了燕国宗庙,把燕国宗庙中的圣物运回本国。古蜀国在三星堆留下的青铜器、玉器,却被掩藏在两个祭祀坑中,显然不是敌人所为。而且,对于埋葬祭祀用品,古蜀国人显然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祭祀坑平整规则,坑底堆放着小型青铜器、玉戈、玉璋,中间是大型青铜器,最上面则是60余根象牙,令后人觉察不到一点匆忙的痕迹。如果是战胜国所为,他们没有理由这么用心地做这件事。

  如果古蜀国在三星堆都城的宗庙是毁于大火,那么,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出现在别处,便也可以解释了。

  崩塌的宗庙最终也带走了古国的稳定。在大多数古蜀国人心目中,这片曾经养育了他们的土地被神诅咒了,变成不祥之地了。要继续过幸福的生活,就应该离开这块土地。但是,该向哪里迁徙呢?仓猝之间,人们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古蜀国内部出现了剧烈的争吵与对峙,庞大的古国在这一刻走向了分裂。他们一部分要去成都平原定居,另一部分则执意要向中原迁徙。

  最终,持不同意见的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在一场盛大而凄凉的告别仪式或厮杀后,他们分别踏上了自己的旅途。向往成都平原的那一支,在金沙重新建立了一个堪与三星堆媲美的文明。而远上陕西的古蜀国人则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他们必须重新取得耕地、河流、青铜矿,也必须得到强大的周王朝的信任。在渭水河畔,这群顽强的古蜀国人建立了弓鱼国——一个对当年的三星堆有着无限追忆与缅怀的王国,一个活在过去的王国。

  定居中原乐土的弓鱼国人一度活跃无比,弓鱼伯成为他们新的领袖。西周年间,弓鱼国迎来了一个风光的政治婚姻,周朝王室重臣井伯之女井姬下嫁弓鱼伯。这为弓鱼国带来了一段和平、安详的生活。然而,婚姻带来的和平终究是短暂的,弓鱼国与临近的矢国、夌国之间一度剑拔弩张,一连串的政治婚姻最终也不能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弓鱼国远离衰落。

  西周穆王时,矢国逐渐强大,成为关中西部最活跃的诸侯之一,渭水以北的肥沃土地逐渐落入矢国之手,弓鱼国被迫迁往渭水南岸,依靠渭水天险与矢国对峙。从弓鱼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已不难看出当时的弓鱼国人生活的窘境。渭水南岸弓鱼伯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虽然很多,但都非常小,制作简陋,呈现出衰败的气息。到西周中期以后,弓鱼国在渭水南岸的行踪已经逐渐模糊。此时的弓鱼国也许已经国破人亡,或者迁徙到了别的地方。在一座有王室规模却没有任何陪葬品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一具芦苇包裹的骨架,死者颈部有条痕迹,明显是被缢死。许多人相信,这个被缢死的古人,或许就是弓鱼国最后一位国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流落到陕西的古蜀国人的命运,不能不让人感叹。当然,历史的正文有时会被误读。也许,古蜀国与弓鱼国之间的联系并非如今人猜想的那样。是对是错,也许要交给时间与科学来证明了。

  曲终人散,辉煌过后的古蜀国国破家亡

  公元前451年,中国已是战国早期,奴隶制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年,中国大地上一片宁静,只由定居成都平原的蜀国和渭水一带的秦国,战争的乌云在两国人民的头上翻滚着。时逢乱世,人们对战争早已司空见惯了,就如同家常便饭一样。

  这一年,秦国率先向古蜀国发动了进攻。双方在南郑展开了激战。南郑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当时,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南郑是入蜀的咽喉之地,扼守在汉江和嘉陵江上游之间。进可出蜀入关中,退可固守,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因此,蜀人、秦人的南郑之争,是一场攸关双方生死的重要战争。

  早在鳖灵统治下的开明王朝建国初期,鳖灵之子卢帝便率蜀人北上,一度进军到了雍(今陕西凤翔一带),已经越过了渭水,南郑当时是古蜀国的领地。公元前451年,秦人决意收复南郑。他们突然发动进攻,一举拿下南郑,让古蜀国手忙脚乱。古蜀王不能容忍失败,也不能容忍自己统治的地方被敌人掌握。他集结兵力反扑,可秦国早已在这里筑起了坚固的城墙。这场战争持久惨烈,足足用了10年,古蜀国才将南郑艰难收复。

  获得了胜利的古蜀国人沉浸在了极度的骄傲中,骄傲自满让他们失去了进取的欲望,10年大战的消耗也让他们不愿再去冒险。收复南郑后,古蜀国并没有将其作为前哨,只当作一片普通领土。他们并没打算以此为据点,一举歼灭邻国秦人。在他们看来,拥有四川盆地这样的天府之国,已经足够了。

  大约在公元前361年前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在秦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这次变法曾因秦国贵族的反对而导致秦国一片混乱。这也许是最后的彻底打败秦国的最好机会,但古蜀国没有任何行动。

  商鞅的变法见效了。他本人虽然因为变法得罪了贵族而被车裂,但他施行的改革措施已经形成了滚滚洪流,谁也不能逆转了。秦国变得强盛起来。

  而在古蜀国的东边,楚国比秦国更早走上了变法图强的道路。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在楚国施行变法。吴起的下场与商鞅如出一辙,但他的变法也与商鞅一样,成为没人能改变的趋势,使楚国也慢慢强大起来。

  变法的成效并非立竿见影,这是一个时间累积的过程,而且,在初期,变法甚至会让国家产生一定程度的衰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蜀国在对秦国、楚国的军事行动中,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它的势力已经远远伸出了成都平原,庞大的版图似乎给古蜀国人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其实,古蜀国的胜利都并非正面交锋,不能算是强大的证明。但古蜀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非常满足。

  在各国先后开始施行变法的时候,古蜀国内也在进行着紧锣密鼓的重大行动。不过,这个行动不是非励精图治以求逐鹿中原的变法,而是古蜀王正忙着将开明王朝历代祖先的坟墓迁到成都来——他们原本已经入土为安,却迁到了新都城来。对于迁地重葬的祖先,古蜀王高度重视,斩杀了许多奴隶,作为殉葬祖先的人牲。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在中原早已销声匿迹了,在古蜀王却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变法已经卓见成效的楚国要一血当年之耻了。楚国的大军挥师西进,很快占据了古蜀国的邻居——巴国的大片领土。巴国的毁灭并没有让古蜀国人心生警觉。相反,古蜀王觉得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命军队蚕食巴人在川东一带的领土。楚国的残渣剩饭让古蜀国王心满意足,他并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

  楚国已经享受到了变法的好处,秦国也不甘人后。已经足够强大的秦国对古蜀国的肥沃土地一直有着占有欲。秦人开始谋划如何动手了。

  古蜀国地势险要,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国再强大,采取硬攻的办法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秦惠王便想出一条妙计。他命人雕刻五头石牛,悄悄运倒秦与古蜀国的边境上,并叫人每天在石牛屁股后面摆上一堆金子,有派人散播谣言,谎称石牛是神物,每天能拉一堆金子。贪婪的古蜀王听到这个消息,眼见真的有人每天到石牛屁股后面收金子,便一心要得到这些神牛,托人向秦王索求。秦王假意拒绝了一番之后,终于答应了。石牛很重,很大,蜀道又那样崎岖,如何才能把“宝贝”搬回国内而不损坏呢?当时蜀国有五个大力士,力大无比,叫五丁力士。古蜀王就叫他们去凿山开路,把石牛运回来。五丁力士奉命开出了一条通往国都的坦途,将所谓的宝贝带回国都。古蜀王兴高采烈地等了许久,也不见石牛拉出半两金子,终于知道自己是受愚弄了。他派人去指责秦惠王言而无信,把石牛运了回去,以免留在国内让自己蒙羞。

  秦王本来就是要借此机会上古蜀国为自己开一条进攻的方便之门,计谋已经成功,自然十分高兴。为了进一步扩大通往古蜀国都城的道路,他又使出美人计,托人向蜀王讲:“石牛粪金这件事,我也是受到了下人的欺骗。如今让你们也上了当,我非常内疚。我国有位美貌的女子,是人间绝色。为了表示王牌致歉的诚意,如果古蜀王喜欢的话,我愿意把她嫁给古蜀王。”古蜀王本是好色之徒,听了使者的转告欣喜若狂,立即命五丁力士再到秦国去一趟,顺便将道路弄得更宽、更平,将美人安安稳稳地接回来。五丁力士领命阔路修道,到了秦国,带着秦王所说的美女返回。传说,在返回的路上,经过梓潼,力士们忽然看到一条大蛇正向一座山洞钻去。五丁力士好奇心起,跑过去抓住它的尾巴往外拉,企图把蛇杀死。但蛇很大,几人拽了半天,巨蛇才一点点地从山洞里拖了出来。力士们正高兴,忽然刮起大风,地动山摇,大山崩塌下来,转瞬间,五个壮士和那个美女都被压死了。

  古蜀王听了这个消息,悲痛欲绝。他做梦也想得到那位美女,不料美梦还是没能实现。古蜀王亲自到发生事故的山上悼念美人,唏嘘不已。

  蜀道已彻底畅通。而在此之前,古蜀王有一次想调侃秦惠王,就写信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军事演习,没想到秦惠王大胆赴约,蜀国军队的实力在演习中被秦人一览无余。万事俱备,只差出师的名义了。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公元前316年,巴蜀风云再起,古蜀王率大军向苟延残喘的巴国进攻。巴人节节败退,眼看就要亡国。无奈之下,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

  知道进攻蜀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秦惠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此时的秦军,再也不是以前与古蜀军不相上下的军队了。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古蜀王不得不从巴国退兵,迎战秦军。这场大战并没有持续太久。古蜀军溃败,古蜀王也在战场上丢了性命。秦军顺利攻占古蜀国都城。同年冬,张仪移师东伐巴国,俘获巴王,巴国也灭亡了。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了。古蜀国,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辉煌文明,在曲终人散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空留下一只只杜鹃在曾经是古蜀国的丛林里泣血哀啼。

  古蜀人自从鳖灵建立开明王朝以来,一直奉行奴隶制。战国早期,封建制开始萌芽,古蜀国内却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坚守着古老的传统。商鞅、吴起的变法分别让秦、楚成为强国,锋利的铁器开始用于铸造兵器,两国成了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因此,古蜀国与秦、楚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奴隶制与新兴封建制的对抗。经受了改革和竞争磨砺的中原文明占据了明显的上风。古蜀文明因为停滞不前,终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古蜀国大事记

  约公元前3000年,黄帝娶蜀山氏的女子为妃,生下蚕丛。蚕丛后来成为古蜀国开国之君。

  夏商时期,鱼凫成为古蜀王,率领蜀人从茂汶盆地东迁至广汉平原。古蜀国由原始氏族公社制进入奴隶制社会,鱼凫是古蜀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商朝末期,古蜀国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古蜀国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是推翻暴君殷纣王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望帝杜宇用鳖灵为相,治理在古蜀国境内爆发的洪水。鳖灵出色地完成了人物。望帝因此禅位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

  公元前451年,秦国进攻古蜀国,夺取战略要地南郑。10年之后,古蜀国又将南郑夺回。

  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进攻巴国。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巴蜀。古蜀国从此灭亡。

  第一部 第二章 东胡--曾让匈奴畏惧的强权

  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以东而得名。它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早在商代,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从有史记载以来,东胡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春秋战国时曾打败燕国,秦末,曾向匈奴进行敲诈、勒索。

  东胡人起源之谜

  东胡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周秦两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在今内蒙古东部,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一面和草原上的各族不断互相融合,一面又不断迁入中原与汉族融合,最后都融入汉族之中。因此东胡实际上是汉族祖先的一个主要支系。

  东胡之称最早出现在《逸周书·王会篇》,有“东胡、黄罴(pí)”的记述。东胡与屠何、孤竹、令支等族当时是并存的。这些古老民族在战国以后都已经被燕所并。由此可见,这一记载不会晚于战国。《逸周书·王会篇》中又说“正北有……匈奴……东胡……”,孔晁注解说:“东胡,东北夷”;又说匈奴、东胡是“北狄”的别名。《山海经·海内西经》也说:“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大泽据考证是今天内蒙古的达来诺尔。东胡在大泽东,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其中的夷人应为居住在今辽东一带的东夷。《管子·小匡篇》载:“(桓公)中救晋公,擒获王败胡貉(hé)、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其中胡貉应该指的是东胡。《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晋公文初立,欲修霸业,……内迎周襄王,居于雒(luò)邑。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也应在春秋时期,因为春秋以后,山戎已经不见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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