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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了，在这之前，除了官方刀笔吏三番五次讲外，没有任何具体事件可以证明鳌拜已经专权的情况下，刚亲政的小皇帝不同意，敢这么明目张胆搞出这么大的动作来吗？还有太皇太后呢？一句话也没说呀？她的聪明才智，她的无上之尊都到哪去了？有很多让人不可理解的地方，四辅臣时代的历史，是一个充满疑问的历史。看来只有一点可以讲清楚，鳌拜不是冲着康熙来的，不仅这一次，四辅臣的八年，没有一个真正的事件可以证明他鳌拜曾经与小皇帝对着干过，这才是真相，擅权之说很是有点勉强。
擒鳌究竟为哪般
不过，康熙亲政后的前两年，鳌拜之权肯定要比以前大很多，这倒是事实。索尼逝去，苏克萨哈被干掉，遏必隆即使不是同盟者（杀苏时是），也不是相抗的对手，鳌拜已成实际上的首席辅臣。高处不胜寒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如果上面那一个还是喜欢唯我独尊的话，稍有闪失，人头落地都是小事，满门抄斩也非稀事呢。
偏偏鳌拜又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政治上也是刚猛有余，谋略不足。苏克萨哈事件，特别是其中两旗圈地的事，他做的事从两黄旗的角度看，不能说不对，兴许皇帝也是支持的，毕竟皇家的最嫡系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吗，可他的具体做法就显得太猛了一点，也过狠了一点。另有一费扬古事件也是被他搞得人头落地的。鳌拜与出身正白旗的内大臣费扬古（可能还有黄白旗相争的因素）素有积怨，便寻机将人家父子全干掉，并把籍没的财产全赐给了自己的亲弟弟都统穆里玛。权争流血杀人，史上皆如此也，层出不穷，不必专苛责于鳌拜一人，但他此作派，却也烈得很啊。
鳌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史上对他歪曲太多，已很难看清真相，是否就是蛮横粗暴，好勇斗狠，乃至飞扬跋扈呢？还真不好说。大清前期满洲贵族中基本都是万刀丛中滚过来的，非独他鳌拜一人，似也不能仅从他打过多少仗来判断他的性格，政治斗争的狠赖当然也不能与蛮横粗暴划等号，不过多少还是能从这些事件中，看出他应是有一些刚猛凶悍，且不达目的不罢休。
应该还是他性格中的问题，让他在与圣上相处时，不是一个乖巧温顺的人，加上自己的声望年龄，面对一个小毛孩，虽是皇上，多少还是有一点未放在眼里，又兼实际首辅之位，有国之重任心系在肩之责，一来二去，自然与康熙矛盾就出来了。
咱们的康大帝这方面可不是他的老爸，即便多尔衮逝去，也未能完全摆脱勋旧重臣的羁绊，康熙不会，性格决定命运，只有高高在上、乾坤独断才符合他的秉性，不要说权臣，就是魏征这样的，擒鳌拜后的50多年里出现过吗？NO！他的手下从此只有奴才！决策时的表现更是如此，几年后盲目独断引发三藩乱，便是很好的例证（见三藩篇）。鳌拜的命运已然注定，除非他自己激流勇退，否则被干倒是迟早的事，可他没有，也许以他的思维，这一层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呢。
康熙已经暗中准备拿下他了，很多记载绘声绘色讲了这一点，极为高超，也极富戏剧性。康大帝年少便露伟帝王之才具，面对掌控帝国的权臣种种谋叛迹象，泰然自若，稳丝不乱，暗中周密部署，巧妙安排，来了一场智斗。
他精心挑选出一批年轻力壮的侍卫，都是满洲贵族子弟（其他人也没资格当）出身，天天相聚玩满人的摔跤游戏布库。据说既强健了体魄，做好了准备，又让对手感到皇帝的不学无术，只知贪玩，受到了麻弊，放松了警惕，以至经常在宫中进出，却不再有丝毫的戒心。
就这样，到了康熙八年（1669）的五月十六日，时机终于成熟啦，待鳌拜进宫时，康熙一个眼神，众侍卫们一拥而上，迅速擒住了他，来个五花大绑，关入监狱，他的一帮亲信随后也全部被拿下，包括另一辅臣遏必隆。
照官方记载，鳌拜都想谋反了，还不万恶滔天，理应处死，但其认罪态度较好，皇上亲审他时，又打了感情牌，突然揭开衣服，露出累累伤痕的身体，这是为大清事业多少次拼杀疆场留下的呀，有些还是当年救皇上祖父皇太极时的历史见证。充满仁爱的康大帝萌生怜悯之情，放了他一马，由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最后死在狱中。据说是他死党的九人可没那么好运了，全被处死，遏必隆到是很幸运，保住了性命，很快又以公爵的身份宿卫内廷啦。
有意思的是，鳌拜，这个在历史上从此被定性为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又在康熙五十二年，早已一命归天时，运道再次转过来，被追赐了名号，由子孙世袭，跟平反也差不多了。有点搞不懂，是康大帝仁义为怀，也不完全能讲得通，历朝历代对想造反的人，一般可没那么心慈手软过，难道其中掩藏着啥大秘密？没有新的证据出来，谁也不能乱说啊，但疑问还是抹不去的，不仅此，还有太多太多。
就说鳌拜被擒，真象记载的那样，党羽遍朝堂、又掌控军队的虎视眈眈的大权臣，就被你看似高明实则儿戏的方式拿下了？事后还没有一丝动静，他的人呢？史上权臣被干倒的不少，能有这么轻松的，恐怕没有吧？康熙又创造了一个记录，问题是可信度有多少？有的记载里还说，康熙为确保大事成功，派亲信控制了京师的卫戍权，更加可笑了，既然军队你想控制就控制了，还谈什么人家专权呢？
其实以上用布库方式，就是连极尽捧康之能事的圣祖实录，几千里之外干的事，甚至包括其中的细节，只要是好的，都能被它安到康大帝头上，怎么就这一次，小小年纪就能制编导演齐把抓的一场漂亮大戏，却被它疏忽，只记载了短短13字的一句话呢？“命议政王等 问 辅臣公鳌拜等”，这里面有布库少年的事吗，好象明明说得是议政王等拿问吧？想见上面那种充满戏剧性的版本，能有多少真实性了。《清史稿》，民国时一帮大清的遗老遗少在那缅怀大清盛世时写的东西，对这一点不知依据的是什么，难道是一些私人的笔记杂谈？这方面有清一代倒是很多。
好了，怎么拿得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擒鳌拜定性的问题。反正看来看去，也没看到鳌拜有啥专权甚至谋反的证据来，倒是看到康熙亲政才两年，便杀了一帮大臣，比鳌拜辅臣八年都多。当然人家康大帝是平定谋反，而鳌拜就是擅权滥杀，历史上杀人的事就是这样，也是要分三六九等的，高等的便不叫杀人了。好比萨达姆那叫杀人，美国人打伊拉克造成民众大量伤亡就不是了。
说白了，鳌拜有啥子问题吗？哪想过和你皇帝较个劲，甚至篡个党夺个权？分明是你自己无上的权力欲在作耸，一旦长大了，你的为我独尊、专断固执的个性尽现，岂能再容忍有一点权力外泄？鳌拜不是不忠，而是分割了你的权力，对你产生了制衡，这还得了，拿下算了，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有疑惑，不妨再看一看，从此以后，康熙身边再出现过一个能对皇权稍有一点点制衡的人物吗？哪里有哟！都是奴才了，大清完全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最高度集权的帝王专制时代，直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后，局势才有所改观，其间，众里寻它千百度，你不要想再找到一点点哪怕所谓的民主的影子，而这在汉唐宋明都是能看到的。
[罪人卷]谁说不是亡国君～勤未补拙朱由检
亡国岂会在朝夕
1368年，朱元璋创建明朝，北上逐元，大宋日月重开，华夏复兴再现。成宣时代，大明极盛，璀璨不逊汉唐，后虽武功下滑，弊端渐生，规模依然宏大。万历之初，居正改革，巅峰重回，后期坠落，女真崛起，直至天启，1620年代，外患加大，内忧又生，帝国危机真得来临了。
恰于此时，有一人机缘巧合，幸登大宝，明之命运就握在他的手上了。怎么办？路向何方？勉力 维持王朝命脉？力挽狂澜实现中兴？还是……关键一环呀！对其个人如此，对王朝如此，对一个民族的兴亡更是如此！
但谁也没想到，结局竟是其身死国灭，华夏也再次被异族征服，时间更长，268年呢！ 这个人就是朱由检（1627-1664在位），谥号明思宗，我们习惯以他的年号称呼之－－崇祯。
有趣的是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却颇引得大众的同情。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是，大明亡于崇祯，但实亡于他的爷爷明神宗朱翊钧（1572—1620在位），一般称之为万历，那时已经国是日非了吗，何况后来还有一个魏忠贤添乱，崇祯接手时，国家十足烂摊子了，谁能搞得好哟？
怎么说呢，一个王朝的衰亡就象它的强盛一样，岂能朝夕而成，一两人决定？总该循序渐进，因果相连，环环相扣的。特别制度的松驰、吏治的败坏、人才的凋零、战力的减弱、道德的沦丧、气节的消亡，更是如此，可能盛世中便已悄然形成。商周汉晋唐宋元皆如此，秦隋巅峰时刻刹那而亡，个案特例也。
有明一代也不例外，就说军队，那个时代立国强国之根本保障，中期以后便不再有洪武永乐时的强悍，其间虽有嘉靖戚继光俞大猷抗倭、万历三大征及李成梁镇辽等闪光点，总体滑落趋势不可挡，弊病丛生不可除，日积月累，岂能没有大爆发的那一天？与后金（清的前身）萨尔浒之战的惨改，虽说发生在万历后期，实则这一趋势的必然产物，即便不是这浒，也会是那浒。再说崇祯时已极端严重到打击军队士气、降低国防能力、危及边疆安定、助推民众造反的军队欠饷，早在万历爷爷嘉靖（1522-1566在位）时就已很严重了。至于各种矛盾激化产物的边防部队兵变，自正德四年（1509）至崇祯十七年（1644）的130余年中，较大规模的便达60余次！（见林延清《论明代兵变的经济原因和历史作用》）
如此，大明虽亡于崇祯朝，但把责任都推给那个时代的人甚至崇祯一人，肯定不合情理，往前推呢？尤其主要责任？既然人们更多喜欢把明亡之责算在万历头上，那咱们就从万历开始，大致一看吧。
辉煌之下隐忧现
万历9岁登基（本文人物年龄及时间皆按实数算），在位48年，将近半个世纪呢，时间充裕得很，本人也是天资聪颖，如果勤努力，埋头干，怎会没有一番大作为？何况前期也是很给人以期待的吗。头十年，华夏史上顶尖的大政治家张居正（1525-1582），位首辅勇改革，一手打造了近三百年大明最为富庶的一段时光。万历亲政后，虽对已逝居正“秋后算帐”，手段相当残酷，籍没家产，亲属或饿死或自杀或流放，初却也励精图治，事必躬亲，帝国继续向前迈进，看起来不是再现而是超越成宣辉煌（成祖仁宗宣宗时期），又有啥不行的呢？
试看紧跟而来的三大征，就是对万历前期帝国大发展的最好试金石。西北平宁夏哱拜之叛、东北援朝御日之役和西南定播州杨应龙之乱，三大军事行动，几乎同时进行，天朝雄风再展，强盛重现。
哱拜，蒙古鞑靼部人，嘉靖时投靠明军，屡立战功，升做了宁夏的都指挥使，手下还蓄养了一支私家部队苍头军，骁勇善战，俨然已成当地一大军阀。万历十七年（1589），他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势力不减。哱拜早有不安之心，又与宁夏巡抚党馨不睦，怨望日甚，二十年（1592）二月，恰逢宁夏戍卒因久欠饷群情激愤，便乘机纠合靖虏卫人刘东旸叛乱，并结蒙古河套部为援，一时间河西至玉泉47个城堡相继陷落，西北为之震动。
明军赶紧组织会剿，历时七月歼灭之。时任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居功至伟，击败蒙古套骑援军之关键一仗及叛军最后堡垒宁夏城的攻破，皆其阵前指挥。还有一个麻贵，出身将门世家，也是非常了得，战功卓著，日后二人都曾参加过朝战，也都干过帝国最为重要的总兵官～辽东总兵。此次平叛本身只是内部的一场剿乱之战，客观上却也成了大明在西北边境上的一次国威展示，对当地蒙古各部也具有极强的威摄力。
同年（1592）四月，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妄图建立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派20万大军先征朝鲜，一路所向披靡，六月即占平壤，停留驻守。应属国朝鲜恳请，万历命尚在宁夏的李如松率军4万入朝作战，第二年正月初八克平壤，“斩获倭级一千五百有余，烧死六千有余，出城外落水淹死五千有余”（见《万历邸抄》），共毙敌12500余人，一场大捷！虽后明军乘胜收复开城、黄海、京畿、江源四道，日军被迫退守王京（首尔）。然李如松轻骑前进，碧蹄馆之战遇挫，后明日王京府龙山议成，日军退往釜山，朝鲜大部国土收复
其间再经数年和议未果，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丰臣秀吉再发兵12万侵朝，明援朝兵力最盛时也达11万，双方激战互有胜负。明军既有稷山大捷，也有攻蔚山不利，战争遂进入相持阶段。第二年（1598）七月，丰臣秀吉突然病逝，日军撤退，明朝联军乘势追击，大败之。朝战虽未取得完胜，然明军面对日本史上最被高捧的战国之兵的大集合，依然略占上风，颇值得称道，且有力遏制了日本的侵略，彰显了明之东亚帝国的威力，还得到了一个更为忠诚的属国盟友朝鲜，后来打努尔哈赤时都跟着去的。
播州介于四川、贵州、湖北之间，山川雄峻，广袤千里。杨氏自唐代杨端起，世袭此地，明初内附，朝廷改播州宣尉使司，隶属四川。隆庆五年（1571）承袭的杨应龙，骄横跋扈，藐视朝廷，俨然一方土皇帝。万历十七年（1589），部属告其谋反，自此朝廷抚战相间，问题却一直未决。朝鲜之役结束后，万历遂于二十八年（1600）初，大发兵20余万往征，历时近4个月，斩敌2万余人，击灭之，朝战归来的刘綎功绩最著。三十一年（1603），明廷在播州改土归流，“悉天下全力，平二千里，为国家辟土开疆，此盛事也。”（见谈迁《国榷》）。
呜呼！帝国能在8年间（1592-1600），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军事动员与作战（朝战可算两次），一次10万以上，另一次竟达到20万，怎不让人啧啧称叹？又不是游牧民族，说打仗民众一上马就OK啦，怎么看也不像是即将没落的样子呀？当人类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十七世纪来临时，大明乍一看依然是以东亚超级帝国之雄姿迎接它的到来的。登临绝顶上，一览众山小，试问周边还有谁能撼动它的地位？
再细观？原来这庞然大物，纵不是泥足巨人，也有点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先说大势，帝国历经前期的短暂腾飞后，主客观各种因素交集下，并未如所愿般直冲云霄，相反，还没达到成宣（成祖仁宗宣宗时期）高度时便已开始再次滑落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的种种问题，有历史遗留的，也有新近产生的，竟也越来越向严重化迈进。就是那万历三大征，表面光鲜的背后，危机已然潜藏了。
其实三大征很参差不齐的，相较朝鲜之役，其他两战对手远逊。尤宁夏一战，叛军力量实际很小， 几千人而已，明军调动几 万大军，且有李如松、麻贵（打败蒙古套骑一战作用大）所率的精锐参与，方为搞定。播州也是，面对一个地方土司，再强又能到哪里去？前后抚呀战呀竟折腾了十几年！取胜又何足大喜？。
规模影响最大之朝战呢？明军可谓精锐尽出，李如松、麻贵（宁夏平叛也有之）、刘綎等皆当朝顶尖大将，最终也未能完全靠自身力量取得胜利，要不是人家丰臣秀吉死了，这仗还有得打呢。军队战斗力不能不让人担忧啊，北方传统游牧劲敌一旦再起怎么是好？
何况这仗来得也不是时候，虽说都是必须要打的，也体现了万历一朝的功业，但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就要到来之即，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却先来了个空前大消耗，这个损失也确实太大了。
单说一个财字，《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万历前期积累的财富就这样丧失几尽，帝国元气大伤，客观上成为帝国滑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切莫疯狂棒杀人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万历后期没能再攀高峰反而坠落，最大的责任还是要由他自己来负的。张居正改革打了下那么好的基础，帝国完全有实现超越成宣辉煌的可能，三大征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打下来，其间帝国财政都未出现崇祯时那种捉襟见肘的窘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