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国难

  今天是阴历八月初七,阳历九月十八日,还有八天过中秋节,而现在,已接近午夜子时。

  去年的今天,宁铮发表了振奋全国的“调停中原大战通电”,全国军阀混战局势立刻明朗,偃旗息鼓,宁铮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今天呢,今天,大概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日子吧。

  奉九已经开学半个月了,需要上课的科目并不多,因为差不多一半的硕士研究生课程经过测试成绩优秀,学院已经同意她办理了免修。

  导师谢迪柯教授给她开列了长长的书单,希望她能在文学理论方面加大阅读量,增强专业素养,奉九自然恭敬从命。

  一周里,只三个白天有课,所以往往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奉九就能回来陪龙生和芽芽;龙生已经开蒙,一天上一个时辰的传统文化课,也开始习字;芽芽跟着凑数,挂着俩胖脸蛋跟着装模作样。

  讲课的老先生请的是已移居北平的前奉天举人崔骏声,崔先生很是和气,对这一个半学生也很满意。

  奉九自己给龙生上数学课,也会拿出自己的小金算盘逗逗他;课间休息会拿着一本《北方植物图鉴》到园子里看着各种花花草草按图索骥,教他些自然方面的小常识,还约定了要在干爹闲暇时间再次远征到西山去的计划;芽芽当然跟着龙生混,跟着比着小手指数数,数不够了,还要脱鞋脱袜子把胖脚丫儿举上来凑数救急,奉九觉得闺女似乎在算术上有点灵性,一堂课上得妙趣横生,师生其乐融融。

  奉九还给龙生请了已到北平开天兴镖局分店的佟忠义,也就是以前曾当过虎头的那位做过大内侍卫的武术师傅,教授龙生形意拳法;龙生对练武很感兴趣,芽芽也跟着乱扎个马步什么的,奉九每每看着俩小家伙一板一眼地练武,就总想笑;佟师傅认真地对奉九说,等宁小姐再大些,倒是可以考虑学“咏春拳”,利用巧劲儿攻击敌人而自保,更适合女孩子。

  奉九此时正坐在书房里的转椅上,双手搭成拱形,从上到下又检视了一遍书桌上那张长长的清单,上面罗列着过中秋需准备的各项事宜——七天后,身在奉天的帅府女眷们,就会坐着宁家专列入关,到达顺承王府,大家一起热热闹闹过中秋节——奉九为此已忙活了有一阵子了;她微微点着头,一桩桩一件件地确认着:毕竟是一大家子人来这儿过节,细节上可不得有半点差池。

  奉九虽生性喜静,但偶尔的热热闹闹的家庭聚会,她也是向往的:就像朱先生在《荷塘月色》里说的那样——“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奉九觉得先生真是知己,忍不得心里思量着,能不能寻个机会去清华园找先生一叙;忽又想起八月间报上刊出的消息——先生已去了欧洲游历,不禁暗笑自己的糊涂。

  肃了心神,很快清点完毕,她放了心,站起身,伸伸懒腰——自宁铮出院,只要不出差,还没有回来得这么晚的,奉九也跟着睡不安宁。

  自她生了芽芽,睡眠明显地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前一阵子宁铮的一病,着实让她心下震动,进而平添烦忧——原本健壮如牛的人,怎么也能说倒就倒了呢?

  以前他显得脆弱,也只有偶尔醉酒时,那种倒下只让人觉得滑稽;当然,他左摇右晃的身姿,迷离的双眸,和仿若掺杂了缕缕红丝的和田美玉一般的面色,也会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句“颓唐若玉山将倾”来。

  可见心火真是伤人。

  今晚宁铮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宴请西北军将领宋明轩将军一行,还有几位与宁铮交好的西方外交人员,及刚刚到达北平的柯卫礼的父亲柯东爵士,当晚的戏本是由梅先生唱全本的《宇宙锋》。

  梅先生的戏那还用说么,去年刚刚去美国公演,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戏剧大师卓别林听说了,甚至连自己拍电影的戏服都来不及换,就跑来与梅先生结交;演出至深夜,华盛顿的观众也久久不肯散去,就那么长时间地鼓着掌,不遗余力地表达着对梅先生日臻化境的京剧艺术的赞叹;美国总统胡佛也因当时未在华府而特意给先生写信表达遗憾和再次邀约之意。

  听宁铮说这几位欧美公使,就是因为听说了梅先生这次是极难得地演出全本,所以才特意托宁副司令给订了位置特别好的包厢,想一睹为快的。

  奉九当然也爱梅先生的戏,但对于一个年轻母亲来说,这种需要一整晚的观赏和顺带的应酬的事情,按他们夫妇的标准,奉九是可以不去的。

  奉九正胡思乱想着,突然一阵尖细的电话铃声不合时宜地响起,在夜深人静时分显得尤为刺耳,奉九一惊,连忙接了电话,居然是支长胜。

  他语速极快地报告,说三少奶奶别等了,今晚有紧急军情,副司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至于到底什么事,等明天就知道了。

  奉九艰难地挤出一个“好”字,抖着手挂了电话,一颗心就那么无尽地往下沉——这是出了天大的事了。

  几天后,他们夫妇二人终于能心平气和地谈起“九一八”当晚发生的事,宁铮低声说,正是梅先生饰演的赵女在演到这出戏最高潮的“金殿装疯”一折时,奉天北大营的电话打了过来。

  梅先生这出他自己承认是下了最深功夫的戏,奉九早就观赏过了,而且是两遍——虽然并不是全本——自然是极好的。

  奉九听着宁铮的话,不免想着,当时在舞台上,梅先生应该已念过了引子“杜鸽枝头泣,血泪暗淋漓”,他拿捏着身段,在“扎多依”的密集鼓点儿声里,从最优美的梅派双抖袖的故作欢喜,到了“凤冠歪戴,罗衣半解”的豁出去装疯卖傻,正唱出滑稽的戏词儿“上面坐的是皇帝老官么?恭喜你发财!贺喜你万福呀!有道是这大人不下位,生员我么,偌偌!是不跪的哟呵呵!……”

  这是极精彩的桥段,热闹非凡又痛快淋漓……戏台上的梅先生正全情投入,忽然看到包厢里的宁铮等宁军高级军官十多人,呼啦啦地起身,转眼间就走得一个不剩,不知心里作何感想?有没有影响到他后面的发挥?

  这成为奉九心里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人在大事件面前,在巨大的震惊和悲痛面前,关注的,反而都是些相比之下细枝末节的东西。

  奉九后来找机会辅修了一直很感兴趣的心理学专业,这才知道,自己这些跑偏的关注点,只能说明自己当时是有多想逃避回想那极度痛苦的一幕。

  到了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但北平街头已经被大批报童慌乱的叫卖声所覆盖,这号外让举世震惊——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晚二十二时三十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带了几个士兵,引爆了位于奉天北大营西南八百米处,柳条湖南满铁路的铁轨上的四十二包黄色炸药。

  爆炸过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迅速下令,本就埋伏在四公里外的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川岛正大尉借口中国军队炸毁日方实际控制的南满铁路,率部攻入北大营,宁军未作抵抗,全线撤退;今晨,奉天陷落,东三省危殆……

  可不,什么都知道了。

  奉九心急如焚,幸好,赖以为希望的民用电话线还没有被掐断,所以陆陆续续地得知奉天的亲人们已开始出逃——一天后,父亲和大哥带着家人,帅府的宁老夫人、大嫂、四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都由侍卫护送着,顺利地坐上了开往南边的火车;到了天津他们都下了车,住进了法租界各自的公馆里。

  奉九先是松了口气,忽然间就悲从中来,她的家庭,宁铮的家人,这些奉天的达官贵人们都可以顺利逃出来,但其他的奉天百姓呢?恩德堂院的老师和孩子们呢?奉大、徐大及其他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们呢?

  憋了两天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作为东北最高统帅的夫人,作为对国难需要负直接责任的领导人的夫人,她觉得要被巨大的愧疚感压倒了。

  奉九直到国难日后的第五天才见到宁铮。

  不出所料,宁铮胡子拉碴、容颜憔悴,衣服都是皱巴巴的。奉九上前接了他的军帽挂到衣帽架上,夫妻俩在客厅的同一张沙发上坐下,默默对视,相顾无言。

  奉九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宁铮头一偏,闭了眼,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着,抬手盖在奉九的手上,让自己的脸更紧地贴住她柔腻的手心。

  奉九张开嘴,刚要说点什么,忽然听到有人喊着“鸿司,鸿司你慢点!”两道急匆匆的身影一前一后走进来,夫妻俩抬头一看,先进来的是鸿司,而紧跟着的,是跑得满头汗的二哥宁铖。

  奉九微挣,撤了手,马上站了起来,宁铮骤然失去了手心里的温度,慢慢睁开的黑沉沉的眼睛里划过一丝惆怅。

  鸿司仍然在清华读工科,宁铮出院后赶上他放暑假,早就过府来看望过他们,还陪着芽芽和龙生玩了好一阵子,对奉九要在新学期接着去燕大读研究生也表示了赞赏。

  只见一向沉稳得不像个年轻人的鸿司大踏步地进了客厅,冷峻的眼鄙夷地直直望向宁铮。宁铮则还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回望,宁铖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这位二哥一向不精于言辞,此时更是不知说什么好。

  奉九看着鸿司一起一伏的胸膛和翕张的鼻翼——自结识以来,她还从未见过鸿司有如此激烈的表情。

  他身上穿着一件米色风衣,此时他沉着脸把风衣一脱,也不言语,僵硬着肩膀转过身去,奉九和宁铮立刻同时看到了他的白衬衫后面,被写上了几个墨汁淋漓的大字:“不抵抗将军之侄”。

  奉九扭头看了宁铮一眼,马上伸手轻轻地按在他的手背上,眼神里充满了担忧。

  宁铮死死地盯着这几个充满了愤怒的大字,好一会儿,才像是惊醒过来似的说:“委屈你了,鸿司。”

  “三叔,为什么不下令抵抗?”鸿司过了刚开始那股劲儿,苦恼地发问,“是江先生的命令么?他是个什么东西,中国人都知道,但现在,可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他并不相信三叔在报纸发表的那些话,除了认为这只是日本军队挑衅、相信国联会斡旋处理外,还有什么?

  他也知道,宁铮做出这种决定,是广泛听取了梁维钧、汤尔和等资深外交官的意见,其中汤尔和刚从东京回来,他告诉宁铮,日本内阁对关东军不听命令的举动极为不满,正在极力压制,他们不会听之任之,所以,等待国联才是出路。

  国联,指的是当时的“国际联盟”,也是今日之联合国的前身:几乎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都加入其中,巅峰时期有五十八个会员,一致同意遵守《凡尔赛公约》,旨在调节会员国纷争、促进会员国合作、发展经济,厌恶战争所以热衷于消灭武器,曾乐观地认为一战是“结束了所有战争的战争”。

  “……你忘了去年的‘中东路’了么?”宁铮苦涩地问。

  说起来,中东路又是东北的一块顽疾,而且其历史形成原因极其漫长复杂。

  截止到一九零三年,沙俄修建了纵横东北全长达两千八百余公里的东省铁路,使沙俄的势力伸向东北。第二年日俄战争爆发,以沙俄战败而告终;日本取得了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的使用权;而从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的中东铁路,则仍控制在沙俄手中。

  后来沙俄由苏俄替代,宁铮有了想一劳永逸武力收回苏俄中东路路权的决心,南京政府也表态支持;奈何形势比人强,宁军惨败,而南京政府原本许诺的支持到后来也被证实不过是空头支票一张;此次行动,更直接导致苏俄与中国断交。

  宁铮与江先生相差十四岁,人生阅历自是不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奇特:亦师亦父亦友亦敌——跟在党内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中杀出重围的善于玩弄权术的江先生比起来,宁铮的政治敏感度和有效手段则是少得可怜。

  宁铮最痛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江先生最痛恨的,则是一切要取他而代之的人,威胁到他“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地位的人,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年的东北易帜,除了宁铮厌恶中国人打中国人外,想举全国力量共御外敌也是结盟主因;但从去年的中东路事件,宁铮已经看出,当东北的危机到来时,南京政府并未如先前承诺的那样,迅速派兵支援,给钱给人,而只是虚张声势,在后面摇旗呐喊……全是虚的。

  中东路事件,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让宁铮“理想的头撞了一个大包”。

  而此时此刻,南京政府和江先生在干什么?从五月开始,有粤系军阀揭竿而起,讨伐南京政府,江先生当然不能坐视,立刻全力反击;此事刚刚告一段落,他又挥师中央军三十万兵力,进入西北进行“剿匪行动”。

  这“匪”,并不是西北常见的如臭名昭著的党跛子那种——其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胆大包天到破坏周秦文化,从而成为千古罪人的传统意义上的土匪——而是由进步力量组成、深得人心的“共匪”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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