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国难150

　　他把这“匪”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怕出现任何其他突发事件来打扰，就在“九一八”前七天，江先生即将亲自出马去江西“剿匪”，还不忘在石家庄与宁铮会面，并谆谆嘱咐道：“如果日本人‘挑衅’，一律不准抵抗，还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事情，交给中央。”

　　这几天，是宁铮生命当中最痛苦、最漫长的时间：他马不停蹄地接见中外各路记者，发表声明；召开闭门会议，紧急磋商东北问题，广泛听取了国民党高官、政界知名政客、东北高级官员等共二十七人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人士均认可“听命中央处理东北事件为上策”的意见。

　　而被寄予厚望的江先生，则在明知当前形势的情形下，还是坚持在南昌坐镇，亲自监军围剿共军军队，直到三天后国内舆论已达到沸点，他不得不先行处理九一八事件，才不紧不慢地回到南京，成立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主管向国联告状和等待斡旋联络之事宜，消极姿态已摆个十足十。

　　“九一八”事件后的第五天，宁军情报部门截获江先生发给割据胶东的军阀刘儒席的密电：如果日军借机侵略烟台，不得抵抗；这可真是体贴周到到了家了，幸好此刻的关东军还真没这心思：如果日本人截获了这条情报，会不会欣喜若狂、如获至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想让宁军独力抵挡兵力强悍的日本关东军，白白送死？在此时的宁铮看来，这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不得不承认，日本关东军战力强大到连不可一世的俄国人都发怵，要不然，也不会舍得吐出物产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大连和旅顺、金州。

　　“你是要我因为不服从命令，先跟江先生的中央军再来一次‘中原大战’么？你是要把你爷爷留给我们宁家的家底儿都打光么？”

　　鸿司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发出声来，他抿紧了唇角，头却是不知不觉地低下了。

　　宁铮也低下了头。

　　两张七分相似的男性脸庞，偏偏出现了一样的表情，不得不让人感叹于血缘的神奇。

　　已就任天津警察局局长的二哥宁铖终于找到时机走过来打圆场，“这个事情，真得从长计议。鸿司啊，你三叔和幕僚们已商量过了，觉得这还是小日本关东军惯用的挑衅手段，咱不能上当；再说了，不是还有国联呢么？”

　　鸿司将信将疑，宁铮紧皱着眉头看着侄儿，屋里一时寂静无声。

　　“鸿司，松龄倒是曾出过主意，说要不干脆就牺牲掉几个团，打上一打，以堵国人悠悠之口……可真要如此，这可都是吃我们老宁家饭的亲兵啊。父亲和我，从来不克扣军饷，连这种兵血都不喝，你现在让我下令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么？！”

　　鸿司低头，不发一言，满屋寂静无声。

　　不过，他们这些身在北平的东三省最高首脑的家人，也没有时间再来思考这么复杂的局势了：陆陆续续地，东北大学的学生已经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向关内集结到了北平——当天夜里，学生们听到了枪炮声，立刻背起书包，拾掇了能拿走的珍贵文献，个别的还把不那么沉重、易碎的实验器材、专业设备背在了身上，拉着车，带着书，一路到了北平。

　　宁铮马上特地将北平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这一处院落，拨给奉大师生用于教学和住宿，所以奉大很快就复课了。

　　随后，还有年纪尚小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东三省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及教职人员陆续抵达北平，人数也多达几百人，奉九干脆劝宁铮成立一所中学，接收所有的关外学生。

　　很快地，东北中学于西单皮库胡同的难民收容所原址成立了，对学生免收一切费用；每月十八日，全体师生都会默哀、敲响警钟、饮黄连水，誓要一雪前耻。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实弹训练，着浅黄色军装，打绑腿；很多抗日义士也经常被请来给学生们做报告，学生们备受鼓舞；直到十年后学校解散，共培养出约一千五百余名学生，大部分都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

　　办学校，最需要钱；东三省的银行系统，除了关内的，都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但奉九还是有部分私产可以动用，她毫不迟疑地拿出了剩下的绝大部分资产，用于贴补奉大和东北中学的日常开销，并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各项筹备和管理工作中去，再加上她坚持不肯疏于自己在燕大的课程，于是骤然间忙得不可开交。。

　　令人欣慰的是，奉大除了极少一部分教授怕受牵连，委婉请辞外，绝大多数的教授和讲师们都留了下来，与学校共渡时艰。

　　奉九还担心着徐庸：坚持留在奉天的徐庸，名义上由于拒绝按照日本人颁布的新课纲上课而在第四天被捕，先是被掳到大和旅馆监禁起来，后又由大连押解到了东京，并被严密看管起来。

　　徐庸秘密递出纸条，要求徐大学生“速到北平”，于是全体徐大学生开始向关内大撤退。

　　偶尔有消息传来，说本庄繁本想以利诱之，让徐庸取代宁铮接管东北军政大权，做日本人傀儡，但徐庸怎么可能答应；本庄繁原本打算一杀了之，但考虑到他的名声和大学校长身份，还是暂时作罢。

　　直到两个月后，才在一位对他一直抱有钦佩和同情的原徐大日籍教师的帮助下得以逃脱，偷偷坐船回到上海，又辗转回到了北平，接着主持流亡中的徐大的日常事务管理，平日里也帮助管理奉大，并于两年后家财散尽时，干脆把徐大彻底并入了奉大。

　　十一月一日，徐庸成立了著名的“徐庸大学义勇军”，从此后带领徐大师生，热诚投入到随后发生的淞沪、热河、长城抗战，其中许多人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同时，他为国家培养的诸多徐大毕业生，纷纷加入了中央军的空军部队，成为中国空军的中坚力量，当然，这都是后话。

　　后来还听说当年那个跟徐峥没名没份地厮混在一起，差点让他净身出户的市侩的原徐大女学生文冰兰，明明早就在上海英租界里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有了一个英籍买办的情人，有了安稳的生活，居然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抗日东北义勇军，巾帼不让须眉，与众多东北老乡一起，奋战在抗日前线。

　　奉九听说后，沉默了许久，她忽然意识到，有的时候，自己是不是过于自以为是了：其实每个人都是多面的，不能因为某一件事就轻易地否定一个人，有的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得透；有的，不经过一些重大的事件，真的无法公平公正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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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东 圆似灯

　　一层一层往上升

　　多烧香 多供酒

　　一家大小庆一宵

　　月亮斜 中秋节

　　又吃月饼又供兔儿爷

　　穿新袜 换新鞋 也跟奶也跟姐

　　上趟前门逛趟街”

　　龙生正在哄芽芽睡觉——芽芽的保姆病了，在偏厦住着，哄芽芽睡觉的任务就落到了奉九身上。

　　一到晚间，工作总会告一段落的疲惫的奉九不客气地把干儿子叫来：敏感的龙生早就察觉到了府里的气氛是前所未有的低沉，干爹干妈虽然在自己面前极力遮掩，但他们的情绪很不对劲儿，于是天性乖巧的他就越发地懂事了，奉九暗叹口气，亲了亲龙生的脑门儿。

　　芽芽一向最听龙生的话，不过今晚月儿明，月光可不管人间事，照样明晃晃地照进来，让她精神百倍，翻来覆去地不肯睡，奉九无奈拉了半拉窗帘，到后来干脆也不管了，自顾自地出去跟回家找他们团聚的巧稚说话，结果就听到龙生轻轻哼着刚刚那首八月十五的北平儿歌给芽芽听，奶声奶气的，还带着奉天口音，可爱极了；没一会儿，俩孩子都没声了，奉九悄悄进去一看，都睡着了。

　　她拉了巧稚出了门，开车绕到了西苑一带，车行缓缓，几个侍卫开车默默地跟随护卫。一路上看不到几家开门做生意的店铺，四下里更是人迹罕见，到处是一片肃静、阴冷。

　　巧稚轻声说：“要是在以往，后海、北海的湖面上都会有不少人来赏月、划船，大多是青年学生，大家一起赏月、作诗、谈理想、谈报国……”

　　在她沉缓的话语声中，奉九难免想着，就在这个大劫难前，她还只是一个心无旁骛的家庭主妇，心里只一味喜滋滋地盘算着：今儿得买两个骑着麒麟、老虎，手执金杵的兔儿爷——芽芽好歹大了一岁，应该知道喜欢这全中国的小孩子都得意的小玩意儿了；再在顺承王府的庭院里，摆上供桌，供上北平特有的月光马和鸡冠子花、欧李、切成一朵大莲花的莲瓣儿西瓜，让芽芽跪下给太阴星君磕个头，自己则立着祝祷一下就够了；宁铮和龙生呢，就在一旁瞧着，毕竟，全中国都讲究“男不拜月”。

　　如果不耐烦去什刹海、北海泛舟赏月，那院子里空闲的大水缸也是够用了；蓄满了水，天上的月亮就会欢欢快快地跳进来，一漾一漾的托出一个大玉盘给大家看，围着的人一边咬着致美斋不拘哪种的月饼，一边心里想必也都是欢喜吧？

　　那种轻松惬意的心情，怎么一眨眼间，就恍如隔世了呢？

　　她一边开车，一边扭头望着被垂柳的浓荫覆盖了的黑漆漆的水面，仿佛又看到了往年在什刹海的碧波之上，一艘艘轻快不重雕饰的简朴小船，在岸边璀璨的灯影与大片繁茂的荷花间轻轻摇曳，上面坐满了兴高采烈的大学生，他们大声谈笑、神采飞扬、直抒胸臆，就好像为国出力就在眼前，兴之所至还会集体高歌一曲，连天上的明月都会格外明亮地照拂着他们。

　　而今年这个中秋，什刹海变成了死海，没有人有心情庆祝——三千万东北同胞的九一八，只怕过不了多久，也就是北平人，甚至全中国人的九一八了。

　　奉天沦陷，还带来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关东军从帅府书房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五十三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

　　其中数额最大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的五十万元。

　　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传回国内，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界借机会发起了清除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

　　由此，日本社会舆论开始倾斜于军界，并由主要报纸《朝日新闻》打出这样的口号——“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日本开始加速向军国主义转化。

　　九一八事件也极大地鼓舞了日本军人的冒险行动，而这五十三张行贿单，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的政策走向，是日本彻底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即使有稍微清醒的政界人士一再重申，中国国土太大，日本根本不可能完全占领，只能慢慢来，但这种声音，已经越来越如微弱，如萤火之光，引不起任何重视。

　　时任首相若槻礼次郎，早已无法控制越来越狂妄的军方，相比之下温和理性的一派，逐渐式微；他的前任滨口雄幸因此遇刺身亡，而他的前前任田中义一也曾在“皇姑屯事件”后叹息着说：如此急功冒进，大日本帝国的末日，不远了；未几，作为皇姑屯事件的替罪羊，被罢免，后悄然离世。

　　十一月下旬的某一天，奉九忽然找不到府里任何的报纸，看着听差们、仆役们躲闪的目光，她心里有数。在去燕大的路上，她开始听到所有的报童都在吟着同一首诗，后来奉九才知道，这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诗人马君武最先刊登于上海的《时事新报》上的打油诗：

　　“杨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奉九捏着报纸一下子站住了——“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这首诗已于一夜之间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恨不得人人会吟。

　　奉九折了报纸，慢慢地继续往燕大走去，一路上，是她这两个月已经熟悉的鄙夷的目光——在燕大，她的身份尽人皆知，但她顾不得这些；如果她因此而痛苦，进而埋怨，那么宁铮的心里又会如何呢？

　　文人的笔，向来是杀人不见血。

　　这首打油诗里所涉及到的几个女人：杨四本与宁铮毫无瓜葛，而且早就被赶到了上海，朱五小姐是实业家朱启钤的女儿，宁铮四大侍卫之一朱铁黎的五妹，从小就与宁铮相识，两人只是跳过几次舞，近期更是正准备嫁给宁铮一位即将升任北平绥靖公署总务处处长的林姓机要秘书。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影后胡蝶虽此刻就在北平，但她与宁铮连面都没见过，此时她正与剧组一起为三部电影——《啼笑姻缘》、《旧时京华》、《自由花》一起取外景，“为时几近两月，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哪里来的翩跹起舞？

　　胡蝶随即连发两则辟谣启事，痛陈马先生也是受日本共同社发出的故意诋毁宁铮的新闻蛊惑，其诗“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但伤害已经造成，而且是永久性的，虽然马君武先生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于翌年“一?二八”事件后刊载了一封《致汪、江电》，此次目标直指“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江先生，其中有“国事败坏至此……乃江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张”，是“对内面狞如鬼，对外则胆小如鼠……东三省之沦亡，上海、吴淞等处之丧失，与其说是被日本侵略，无宁说是被军政当局所断送。”但他那首威力巨大的打油诗给国人留下的最初的印象已无法磨灭。

　　甚至时至今日，一提起这起历史事件，多少人脑海中的第一反应，不都还是这首诗么？

　　但奉九也意识到，即使这些人都发表了声明，又能如何，作为守土有责的东北军统帅，宁铮的做法，难辞其咎；而他的私心，也是无法宣之于口的。

　　奉九想起老帅临终前还说，只要自己在，宁铮就不会犯浑；可是她真的做到了么？

　　易地而处，她有决心让战斗力明显有差距的宁军官兵去与日本人血战到底么？

　　奉九的心下，一片悲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