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十七章 西夏--剽悍的游牧民族33

　　西夏冶炼技术的大发展与党项族的民族特征有着重要的关系。西夏是一个在战马上打天下的国家，并保留着早期的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西夏最强盛时，达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西夏与周边的许多国家都有过长期、激烈的战争，比如对宋战争、对辽战争、对金战争、对元战争，以及对一些周边小国的领土扩张，如对吐蕃的侵犯。战争必然是以士兵和兵器作为后盾的。一把得心应手的锋利兵器可以帮助士兵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取得胜利，一把低质量的兵器也可以使士兵在战斗中毙命。因此，西夏国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并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就对兵器的制造花了很多心思。除了战争的需要外，西夏的农业发展也使政府大力地发展冶炼技术。西夏朝建国后，种植业生产已经远远超过了党项传统的畜牧业和狩猎所带来的价值，人们的生活主要靠农业生产来提供。这两点原因带来了西夏的冶炼技术的大发展。

　　西夏的冶炼技术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用于制造皇室、贵族等人使用的奢侈品以及平民百姓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二是制造兵器以及农业生产工具。

　　在制造奢侈品方面，西夏国王专门设置了“文思院”，用来“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因此，西夏金银器造型轻巧，外表光莹，厚薄均匀，做工精细。

　　西夏金器的铸造有“生金熔铸”、“熟再熔”、“熟打为器”等多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载有“生金熔铸：生金末一两耗减一字。生金有碎石圆珠一两耗减二字”，“熟再熔一番为熟板金时：上等一两耗减二字。次等一两耗减三字”，“熟打为器：百两中耗减二钱”等冶炼技术。西夏的黄金拉丝工艺水平很高，文献记载，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者“人马皆衣金”。“衣金”就是把黄金拉成丝，织到毛、丝、棉织物中去。金属拉丝是技术性极高的工艺，十分复杂，这充分显示出西夏金银铸造的技术和工艺。

　　西夏炼铜和铜器制造技术相当先进。除了冶炼青铜、红铜外，还冶炼黄铜。黄铜的冶炼比青铜、红铜要复杂，所以不论是宋、辽，还是西夏，只在文献中有黄铜生产方法的记录，黄铜器实物发现极少。《文海》载“融铜撒药为鍮（tōu）也”。古人说的“鍮”

　　是铜与锌的化合物，即黄铜。《文海》中的撒药应是指加入锌，说明西夏工匠已掌握了冶炼黄铜技术。西夏铜器的制造，分打制和铸造两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铜“为种种打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三钱”，“为种种铸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二钱”。但是在具体制造过程中仅仅靠打制和铸造两种工艺是很难完成一件优秀作品的。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重188公斤，造型逼真，比例匀称，线条流畅，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制作它，需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焊接、抛光和鎏金等工艺于一体，工艺十分复杂。

　　在制造兵器及农具方面，冶炼技术和方法也多有记载。由于兵器的制造量非常大，用于冶炼的普通坩埚炉效率低下，不能满足要求。西夏人采用了中原先进的竖炉。这样就更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提高了炼铁效率。史书记载，西夏甲胄“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

　　西夏的农具品种繁多，制作精良。1980年，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大型陵墓中出土的西夏农具有犁、锄、镰、镢、锨、耙头等，还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具，有锅、凿、釜、剪刀、灯、勺、铲、臼、杵和斧等。这些普通的生活用具中有的也使用了极为复杂的冶炼技术，如出土的铁锅的制造工艺比现在的制造工艺还要复杂、考究。

　　通过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炼工艺已经出现了锻、铸、焊接、抛光、切削、钻孔、拉丝、镶嵌、镂刻和鎏金等各种先进工艺技术，不仅不比中原地区落后，在个别方面甚至更为先进。

　　除了在冶炼时使用的先进工艺外，一些附属的先进工具也几经投入到冶炼生产中使用，鼓风设备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西夏时凿刻的榆林石窟中，就有一幅名为《锻造图》的壁画。壁画中有三个人正在冶炼，其中有两人在吹打烧红了的金属，另一人则坐在一个墩子上，推拉着一个风箱样子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古代的鼓风机。它不仅提高了锻造速度，也提高了锻造质量。西夏工匠在锻造中所用的鼓风设备已不是韦囊鼓风，而是风箱鼓风，这样可以保持炉膛内所需的高温。煤炭的广泛应用给西夏的冶炼技术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西北地区是重要的产煤地区，而西夏国所处的位置就在产煤带上。煤用之于冶炼较其他燃料更加省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热量，更容易提高炉温。

　　独特的美酒文化

　　1986年的一天，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红庆乡，几个农民正准备收工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其中的一个人在挖土的时候手中的铁锹突然被什么坚硬的东西震了一下，他以为是散落在田间的砖头石块，就没在意，继续挖起土来。可是，他并没有挖出想象中的砖头石块，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旁边的村民们纷纷聚拢了过来，仔细的辨认起来。一个人突然兴奋的喊了起来，这不是瓷器吗？

　　于是，他们赶忙把从田地中挖出的瓷器的事情报告给了当地的文物部门。考古人员接到消息后马上带着工具来到了那里。经过考古人员的细心挖掘，发现这里是一处收藏瓷器的地窖。这座地窖为一个圆形土坑，距地表约1米，直径达3米，里面堆满了瓷器的残片。经过专家鉴定，这个地窖是西夏时挖掘的，里面的瓷器也是珍贵的西夏瓷器。从地窖的掩埋程度可以看出，地窖主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急的情况，才把自己的宝物匆匆掩埋的。

　　考古队员们在地窖中清理瓷器的残片时，发现了一件保存完整的褐釉剔刻花瓷瓶。这个瓷瓶高40厘米左右，瘦劲挺拔，小口，口外有较宽的边唇，似蘑菇状，束颈，斜肩，深腹，平底。胎为浅棕黄色，施褐釉，以剔地刻花技法进行花纹装饰，腹部为两个对称的花形开光，内饰花纹主题为折枝牡丹花，以零乱的牡丹叶子填空，下腹部刻画一鹿纹。鹿回首做惊吼状，且口吐云雾。近底处及底部均未施釉。这个精美的瓷瓶初看上去与与宋朝的经瓶，也就是酒瓶十分相似，但是细看却又有着许多宋朝经瓶没有的特征。考古学家们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确定这件印花瓷瓶就是西夏王朝使用的经瓶，是盛酒的器具。那么西夏的瓷瓶怎么会埋到蒙古去呢？这是因为西夏国最强盛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扩张，内蒙古的不少地区成了西夏的疆域。

　　西夏的酒文化十分发达，所酿的酒均属上品。因此瓷瓶的主人在遇到为难危难的情况下都不忘了把酒瓶收藏起来。北宋陆游在《秋波媚》中称赞西夏美酒“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西夏的酿酒历史十分悠久，最早要追溯到党项族的祖先羌族时期。羌族是更为古老的一个少数民族，生活在一望无际的青藏高原上。由于地广人稀和气候寒冷，羌族人靠饮酒来驱除寂寞、抗拒严寒。此外，他们豪爽的性格也造就了好酒的天性。他们在草原上以游牧为生，虽然不种植农作物，种植业处于未开展的状态，没有五谷，可是却学会了造酒。虽然没有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作为造酒原料，可是青藏高原给他们提供了天然的原料——野生的大麦。《旧唐书》上就记载着羌族人“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的事情。这也是我国北方用麦造酒的最早的记录。

　　羌族的一支发展为党项后，承袭了祖先的造酒工艺。党项内迁为西夏国的造酒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内迁后，出现了农耕和农业生产，党项人得到了许多粮食作物

　　，这就为改进造酒工艺、增加酒的品种提供了契机。同时，随着对外的文化交流的扩大，党项开始接收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民族的造酒工艺。这些都使得党项的造酒技术大大进步，酒类的品种也开始多了起来。

　　西夏建国后，酿酒业更是的到了长足的发展。那时，他们已经开始从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品种和产量都显着增加，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到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统治时期，西夏的经济、国力都达到了顶峰，酿酒业也随之而达到最为繁荣的时期。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特殊的酿造技艺不外传，还专门设置了“酒务”机构并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以管理酿酒作坊、发展酿造业。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详细规定了酒的生产与管理制度：必须在官府批准并颁发许可证之后才可以酿酒，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轻重视私酿酒的数量而定：百斤以下的，官员罚马两匹，平民判处3个月徒刑；超过百斤的，不论官民一律判处6个月徒刑。

　　在西夏时期开凿的安西榆林窟中就有一幅《酿酒图》壁画，这幅画向后人详细的讲述了酿酒的工具、过程、原料等信息。画面中央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灶台，上面是层层叠叠的方形器物。一位妇女身穿浅色的长袍，左臂卷着袖子，拿着吹火筒蹲在灶台旁正在烧火。灶台里面的火很旺，后面的烟囱冒着滚滚的烟。另一位妇女穿着深色的对襟大领长袍，拿着一个陶器站在灶台旁回头看着烧火的妇女，似乎在向她询问什么。灶台的左面放置着酒壶、贮酒槽、木桶等工具。从这两个酿酒人的性别、装束来看，这应该是西夏家庭酿酒时的一个场景。由此可见，那时西夏的酒文化十分繁荣，家庭也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

　　酒成为西夏人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好喝酒，而且常常饮酒取乐。西夏境内酒楼、酒馆很多，这也是都城兴庆府的一个特色。每当遇到什么节日或是高兴的事情，西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开怀畅饮。余阙所着的《青阳先生文集》就记载了西夏饮酒的盛况，说党项人性格质直尚义，平时相处虽然是异姓但好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人们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坐，只按年龄辈份而不论官爵高低。祝寿拜舞，上下猜拳行令、自娱自乐。喝醉后与乡邻亲戚互相道别，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在统治阶级或贵族中，还流行着边饮酒边谈国事的习惯。据《西夏书事》记载，“元昊谋攻延，悉令诸侯酋豪于贺兰山坡与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dū）髅中共饮之”，就是说元昊在采取重大的军事活动之前都要把那些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引用掺和这人血的酒，以示决心。

　　西夏人除了高兴时喝酒，在祭祀、盟誓仪式中要饮酒，在与仇敌和解时也要饮酒。西夏有着浓重的祭祀传统，一祀天，二祭祗，三享人鬼，四释奠先圣先师。无论是祭奠哪一类神鬼，都要准备丰盛的祭品和充足的酒。《天盛律令》记载：有“神迹”的牛马死后，要派一官巫，于“三司内领取三两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以祭祀”。仅仅祭祀一头神畜就要耗费一斗酒，可见酒在祭祀中的地位。

　　此外，酒还是西夏人对外战争的一件隐形武器。他们利用西部游牧民族“嗜酒”的特点，给他们送去精心酿制的许多美酒，引诱他们叛变宋、辽，投奔西夏。战士们立了功，朝廷也往往是用美酒来犒赏。宋朝大臣李纲总结西夏人特别能战斗的经验时说：“夏人之法，战胜而得首级者，不过赐酒一杯，酥酪数斤……”。由此可见，酒是西夏部队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

　　西夏提倡饮酒，喝醉了人们又经常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偷盗。西夏的统治者对这种情况考虑的十分周全，这也许就是他们虽好酒，却不会因醉酒而误事的原因吧。西夏的法律规定，对那些酒后闹事的人不会予以重罚，酒醉时牵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财物，只要酒醒后送还就可以了，牲畜或财物的主人不能因此事而告状。但是，如果醉酒者在酒醒后仍不把牲畜和财物归还，就要被判处偷窃罪了。

　　神秘的星曜崇拜

　　与许多古代民族一样，西夏人对于电闪雷鸣、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于是，他们便认为在人的力量之外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掌管着人间万物的运行、掌管着人的生老病死。他们发现世间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的，而只有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每天都按着固定的时间、地点出现，很少会出现变化。于是，西夏人就认为这些天体是永恒的，在控制着人的命运。一旦这些天体出现了变化，他们就认为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或者是好事，或者是坏事。但是，这些都是他们无法预料的。为了使天下太平安定，为了自己不受伤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祭祀天上的太阳、星星等。

　　后来，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西夏人开始接受一些外来的思想。12世纪时，西夏人在翻译汉文和藏文的佛经的过程中，认识、了解和掌握了佛教的观星术，并结合本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逐渐发展成为民间广泛流传的星曜（yào）崇拜。在藏于俄罗斯的西夏文献书籍中，《种咒王荫大孔雀经》、《九曜供养典》、《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都说明了西夏星曜崇拜的盛行和举行法事活动的具体过程。西夏的朝廷专门设有观测天象的机构“史卜司”，由精通星曜之术的术师负责。这些人自称能看懂天上星相的变化，可以预测出人间的吉凶，并且能够凭借自身修行得来的法力帮助那些被灾难、祸事笼罩的人们走出困境。西夏统治者为了使统治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就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星曜崇拜的场所。

　　专家从对西夏文献的研究中发现，西夏的星曜崇拜就是对星宫和黄道星宫的尊敬和崇拜。西夏人所崇拜的星曜有11个：日神、月神、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以及印度神话传说中流传下来的紫炁（qì）神、月勃神、罗喉神、计都神。

　　西夏人认为罗喉神、计都神是两颗会带来祸事的星星，每当他们出现时，就会遮盖太阳或月亮的光芒，也就预示着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月勃星也是一颗灾星，是由土星多余的气体演化而来，一旦出现就会给人带来灾难和不幸。在印度神话中，罗喉神和计都神星曾是一个神因为受到惩罚而一分为二的。这个神偷盗了不死药，被日神和月神告发，天神毗湿奴对他的行为十分愤怒，一气之下就把他劈成了两半。这两部分并没有消亡，而是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星体，即罗喉神和计都神。他们便以制造日食和月食的形式报复告密的日神、月神。

　　与之相反，他们认为紫炁星是一颗福星，是由木星多余的气体演化而来，出现的时候会带来吉祥、幸福。

　　西夏的统治者为了攘除灾星带来的灾难，并祈求福星带来祥兆，每年都要在规模较大的佛寺中举行盛大的法事活动。为了表现虔诚，他们一般都把举行法事的坛城修建的十分富丽堂皇，坛城的中心绘有炽盛光佛，四周绘有星曜、护佑诸神、鬼怪和恶魔。在坛城准备好之后，统治者及术师就会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向星曜神灵献上各种各样的供奉。在举行法事时，术师就会扮演佛的角色，手持法器向各处派遣天神来搜捕各方恶魔，并命令他们把捕获的恶魔驱赶到坛城的西南角予以处死。同时，术师还会依仗着佛的法力，消除灾星带来灾难和不幸，并向福星祈求幸福。

　　做过这些法事之后，西夏人慌乱的心就会安定下来。他们相信，那些四处游荡的恶魔已经被处死了，而灾星带来的或即将带来的灾难也消除了，从此天下太平。

　　在发现的西夏时期的许多星曜崇拜图中，西夏人把每一个星曜都赋予了人的形象。图的正中心通常是人间佛的本源的阿弥陀佛或手持法轮的炽盛光佛，形象十分高大。日神和月神在佛上方的云彩上面，其他的星曜分别侍奉在佛的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