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十五章 云南的王者--南诏国58
南诏与唐王朝、吐蕃的关系时战时和，局势并不十分稳定，苍洱地区的北面一直是南诏政权重点防范之地。大厘城在羊苴咩城北约40里处，有先遇兵锋之患；又由于它地处平缓开阔地之间，在防御方面有明显不足。仅就一般城市而言，城市的地处、人口、产业、交通等对其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影响，但是作为政权的中心所在地，如果仅有经济发展条件而没有军事防御条件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虽然大厘城比羊苴咩城、太和城有更好的发展条件，但是终究因为防御条件较差而被放弃。而南诏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最终以羊苴咩城作为政权统治中心所在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正是由于羊苴咩城的地处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因素的优越性，使得太和城和大厘城的发展始终没有超过它；而羊苴咩城不仅作为雄踞一隅的南诏国国都，也作为后来大理国的国都，行使着统治中心的职能，几百年而不衰。
三败大唐，南诏虽小不容小视
公元748年（天宝七年），唐朝立阁罗凤为云南王。为加紧控制洱海地区，唐王朝修筑安宁城，遭到爨氏各部反抗，唐王朝派兵将其镇压，阁罗凤随即拉拢爨氏各部，奏请朝廷谢罪。
为加强与爨氏部落关系，阁罗凤将女儿嫁给爨归王之子守偶，另一女嫁给爨崇道之子辅朝，南诏势力由此进入滇池地区。唐王朝认为此举于己不利，派李宓（mì）以反间计挑起爨氏内讧。在一场政治阴谋下，爨崇道杀死爨归王，爨归王之妻阿姹向南诏求救，南诏立即出兵杀死爨崇道父子。唐朝对此非常恼火，与南诏关系急剧恶化。
为了打击南诏，唐朝计划以皮罗阁另一子于诚节取代阁罗凤，并加倍征取粮税以削弱南诏势力。这时，云南太守张虔陀向朝廷告发阁罗凤谋反，阁罗凤起兵杀死张虔陀，占领了姚州等三十七郡。
唐王朝西川节度使杨国忠派鲜于仲通、李晖、王知进率兵八万，分三路进兵征伐南诏。南诏节节败退，向唐朝谢罪，并威胁要向吐蕃投降，被唐朝所拒。南诏于是向吐蕃求救，在吐蕃的援助下，南诏将唐军打败，吐蕃与南诏由此结为兄弟之邦。这一年，也就是公元752年，南诏改元为赞普钟元年。第二年，唐朝派兵再置姚州，以贾颧（quán）为都督，发兵三万攻南诏。但贾颧被生擒，全军覆没。
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唐朝发七万唐兵再向南诏进军，结果再次大败，许多唐军战死。阁罗凤说：“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于是，他下令修筑“大唐天宝阵亡战士冢”（俗称万人冢），并在太和王都立大碑，刻石写上“叛唐不得已而为之”等字句。
唐军在天宝战争中的惨败，丞相杨国忠却向唐皇报捷。明代万历云南总兵邓子龙看了“万人冢”后感慨地写道：
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
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被白吊忠魂。
唐末南诏战争爆发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唐朝末年政治腐败，不能较好地执行政策，以致激起与南诏的战争；有人则说纯属南诏政权的奴隶主统治阶级为谋求其阶级利益而战。这些见解，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这一历史事件，未免失之简单化。唐末南诏战争的起因可分为“深隐层次”的因素和“表显层次”的因素两大类。两种因素互为因果，前者表现事物的实质，后者表现为前者的现象和反映。
从民族关系来看，自唐代以来，北方诸民族的强盛，构成了与中原关系的主要民族矛盾，常与唐王朝相抗衡者，前为突厥，后为回纥、高丽、吐蕃。几百年间，唐王朝与这些民族的战争，使自己陷入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的状况。而中原能在这些战争中取得胜利，一部分原因是唐王朝国力强盛，军威壮猛，唐室君臣能发奋自强；另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突厥等民族本身的腐败、动乱所致：再一个原因，是由于另外的少数民族的兴起和强大，与原来的老牌少数民族政权有你死我活的矛盾。例如突厥之败亡，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突厥内部分化为西突厥、东突厥几部，加之天灾频仍，牧业不振，贵族奴隶主阶级又攻伐篡夺不止，无法倾全部精力和武装对付中原王朝的进攻。再者，与突厥接壤的部族回纥、薛延陀，此时乘机兴起，倾向唐室，共同反击突厥，这就给唐王朝一个可乘之隙。而回纥日后的灭亡，更是与吐蕃的壮大有关。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然考之史籍，当日中国亦非盛强之时，而能成此攘夷之伟业者，虽以李文饶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无乃由坚昆之兴起，遂致回纥之灭亡欤？”而吐蕃之兴起，则使唐王朝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因为在吐蕃为害期间，高丽战争还在进行。当时唐朝的首都在长安，西北成为全国武装力量部署的重点。高丽战争的输与赢，对唐朝的政治中心不会有直接的威胁。而吐蕃的壮大，则从西方直接虎视着关中。所以唐王朝理所当然地把吐蕃作为防御的重点对象。正是由于在西部被吐蕃所牵制，唐朝在东北的高丽战争不得已才采取了消极退守之策略。唐代的民族关系，正是在以上所述的互相牵制、递相隆替的情况下，向前进一步发展着。
到了唐文宗时期，西南的强大民族吐蕃开始走下坡路了。史称此期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新唐书？吐蕃传》亦说此时的吐蕃“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到了武宗会昌四年，唐朝进入了对吐蕃进行反攻的战略态势。“朝廷以吐蕃内乱，议复河湟，乃以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使先备器械粮糗，诇吐蕃众寡以闻”。从此以后，直至懿宗时期，唐王朝和吐蕃之间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以吐蕃的衰败和唐王朝的元气大伤而告结束。而在此期间，南诏政权却乘机崛起，给在对吐蕃战争中已无暇息的唐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南诏深知唐廷已极端虚弱，随时可寻机与唐决一雌雄，以不失壮大自己国力的良机，加以吐蕃已极度衰微，构不成对南诏的后顾之忧。所以在这种三方关系的力量消长现实面前，南诏具有发动战争和打得起这一仗的可能性与条件。由此而知，咸通年间的南诏战争，乃势所必然。
从南诏内部的情况来看，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结构特点，也决定了它与唐王朝战争的必然性。首先，南诏统一了六诏以后，国力日益强大。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对开发洱海地区的经济，起子巨大的作用。农业和畜牧业不但有了分工，而且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较多的剩余产品，为奴隶主剥削广大奴隶提供了可能，并且由于国库充盈，为掠夺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城镇的出现和发达，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维护南诏的统一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它的政权结构的多民族性的特点，也易于产生统治与被统治的民族、部族之间的夺权和斗争，哪一民族要想在洱海地区站稳脚根，就必须打败对手，制约异族，并不断扩充疆域，以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发展余地。其次，南诏政权组织的仿唐性，亦是决定其向内地渗透扩张的一个内在因素。它要求与唐疆合而为一，只不过不是以臣服的身分，而是以入主者的姿态来实现这个目的。再次，南诏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发展，也在某种因素上变成了这次战争必然爆发的动力。由原始生产方式一跃而受到进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势必会使其内在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嬗变，而作为这种结构的敏感中枢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权组织，便必将相应地作出满足其新形势下生产关系的种种需要之选择与决定。简言之，其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决定了它固有的军事扩张性质。加上如前所述的南诏统一后的经济、军事实力，使其与大唐帝国的冲突，乃成为势所必然之事。
从唐王朝这方面来看，为天灾人祸相寻，财政匮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遂导致国力剧弱，形成了南诏发动侵边的最佳时机。首先，是由于政治败坏，皇帝不行仁政，荒淫无度；大臣没有几个忠诚的，奸臣反而招摇过市。贪臣敛财，奸吏弄法，民怨沸腾。贵族与富豪也依仗特权为害乡里，从唐中宗时代起，歪风邪气愈演愈烈。唐懿宗执政后，更是日益败坏。唐懿宗这个人才质庸下，又不关心国事，只知奢侈享乐。有君如此，其臣可知。虽然有几位大臣尚属廉俭贞苦之臣，却或遭奸人谗挤，或已年老无用。可以说，咸通之际，唐朝统治已是出千疮百孔、奄奄一息，政权机器已难以正常运转了。不仅如此，从公元860年（咸通元年）起，天灾也屡屡发生，对困境中的唐朝来说不啻雪上加霜。
政治腐败，天灾频仍，相互作用，造成了唐朝经济的溃崩。贫民或饿殍载道，或流散转徙，逃亡他乡，群起造反，形成了全国性的大动乱局面。
唐与南诏尽管有和睦友好的日子，有利于西南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提高，但由于双方各自的阶级利益，因此和睦只能是暂时的。
云南各诏原本因未能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无法与唐抗衡，只能臣侍唐朝。然而，随着皮阁罗统一六诏，随着唐朝与强盛的突厥、吐蕃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南诏强盛起来，再也不听凭唐朝的摆布了。而且，对于与南诏的矛盾，唐朝没有正确处理矛盾，而是一味采用镇压的方法，致使双方关系遭到破坏，南诏击败唐兵，反叛唐朝，归附吐蕃。经南诏谋臣郑回和唐边吏韦皋等人的不懈努力，南诏终于在德宗年间与唐朝重修旧好，握手言和。以后半个世纪中，唐与南诏之间相安无事。然而，这数十年间；唐朝与南诏约定合攻吐蕃，南诏屡得胜利，而唐朝却一无所获，致使南诏又得以发展，才与唐朝再度发生战争。南诏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到唐宣宗大中末年，南诏便成了唐朝最大的边患。
唐朝始终没有对南诏的实力作出过公正客观的估价对南诏的威胁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把它作为唐与吐蕃战和关系的工具。南诏正是利用了这一时机，潜蓄暗长，乘机壮大了自己，从而成了新时期下唐王朝的新威胁。
在错误估计形势的基础上，唐朝对南诏采取了一系列破坏民族政策的行动。自公元829年（大和三年）的战争后，唐朝对南诏采取怀柔政策，但这个政策却—直未能兑现，反而连续发生唐朝守将破坏怀柔政策的事件和行为。种种事件，加深了唐与南诏之间的矛盾。
南诏统治集团内部也不断发生主战派占上风的变化。南诏王不能一人说话算数，而要受清平官们的制约。所以，就会出现前后诸王对唐态度不一的情况，如皮逻阁主和，而阁罗凤则主战，异牟寻则忽战忽和。到丰佑继位后，本来仰慕中国，主张与唐保持和睦关系，但掌握实权的大臣嵯巅并不执行主和政策，为提高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和夺取更多的财富而经常进攻唐朝，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战士们的拥护，尤其是得到新加入南诏的寻传蛮、骠蛮、施蛮、顺蛮、么些蛮等少数部族首领的支持。
总之，种种原因，使得唐朝与南诏无法和平相处，并造成了盛唐不强，南诏不弱的形式，难怪南诏这个西南小国能屡屡击败唐朝这个中原大国了。
大长和，南诏的尾声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内地军阀割据，政权更迭频繁。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经历了一个地方政权更迭的动荡时代。直到大理国建立，云南才恢复平静。
郑回归化南诏，成为南诏大姓贵族的重要人物，郑氏家族也便在南诏繁衍。到第九代南诏骠信隆舜时，距郑回人南诏已140余年，郑氏家族也传到了第七、八代。按一般正常情况计算，这时的郑氏子孙已不下三、四百人、连娶进的媳妇，郑氏家族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已经发展成为南诏的大姓之一。
至今仍有郑氏家族聚居的白族村庄，也有奉郑回为本主的本主庙。大理城东门的清官庙是供奉郑回的本主庙，正确称之应为清平官庙，民国年间李根源先生曾为之题书
“郑公祠”的匾额。洱海东岸挖色王氏一直传说：宾川郑氏历代与王氏认本家，来挖色共同祭祖。原因是郑回人南诏时是被王氏所俘，收为义子，更名王蛮利，所以王氏是发过相、发过王的家族。通过拜寄收义子，改姓联宗的习俗至今仍在白族中存在。
郑回在南诏久居相位，与蒙氏王室有特殊的关系，郑氏家族自己拥有优势的文化传统，因此子弟在南诏历代都有位居高位者，在南诏朝廷中形成一股文官家族势力。至郑回七世孙郑买嗣时，南诏骠信隆舜 ，“又多嬖幸，好田猎，纵杀戮”，“失下人心”：郑买嗣又善于逢迎拍合，深得隆舜信任，得居首相地位，在南诏朝廷内广布腹心，又与高赞为首的高氏武装势力协谋。得以专断国政。
隆舜后期走上了荒唐帝王迷信神佛丹药的老路。沉溺于主持道场，练功法、服丹药。最后对这种百无聊赖的荒唐帝王生活感到索然无味，要通过服丹药人定成佛。郑买嗣便乘此机会秘密指使监臣（侍臣）杨登将隆舜害死。以伪造隆舜遗诏取得掌握全权的“国老”资格，将蒙氏王朝的王位继承人舜化贞完全当作了卑鄙的傀儡。以舜化贞为南诏骠信的五年时间只不过是王朝姓氏由蒙氏变为郑氏的过渡时期。此时郑买嗣已经掌握了南诏朝廷的一切权柄。当时机完全成熟，郑买嗣便于唐昭宗天复二年（南诏中兴五年公元902年）七月，谋杀舜化贞，继之又谋害舜化贞的婴儿，清除了南诏王统的直系继承人，正式登上最高权位，完全代替蒙氏王朝，建立郑氏王朝。
南诏立国150余年，促进了云南社会的发展，边缘各节度地区也得到了开发。各节度地区的中心地带也赶上了洱海区域的发展程度。分守各节度区的大姓贵族都拥有了自成体系的充足的经济实力；通过历次对外扩张战争，各自的军事实力增强，逐渐有了可与南诏王中央集权抗衡的资本。
郑氏得国，首先为其创造条件的是蒙氏王室自身的腐朽、衰败。其次是各自蛮大姓势力的膨胀和进逼。郑氏是白蛮大姓势力中居于有利地位的捷足先登者。然而郑氏大姓位居中央，虽有文官的行政握权优势，但缺乏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后盾，所以要援引高氏势力作为后援，这也就是郑氏政权脆弱的原因。
郑买嗣得国后的举措是：
首先，杀蒙氏八百余口于五华楼前，根绝蒙氏复辟后患。
其次，仍定国名为“大封民国”，以顺应云南各族当时普遍白化的倾向。经过南诏的150余年的统一，互相频繁接触，融合，原来不同民族的人们通行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状态，逐渐认可共称白人，白民，所以隆舜时便将南诏国自称为“大封民国”，意即白人之国、白民之国、大白国的意思。这一国名也顺应了白蛮大姓在国内占据优势地位的优势。郑氏王朝又定国号为大长和国，改元安国，表示要调和蒙氏王朝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安定国内形势。
第三，建立郑氏自己的社稷、宗庙，确立郑氏王统地位。一切政权机构仍按蒙氏王朝旧制运行。郑氏王朝实质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改变了王朝姓氏。郑氏王朝大长和国实质仍是蒙氏王朝南诏国的延续。
第四，将五华楼前蒙氏王朝所立的抚《运碑》改刻为《高公辅政碑》，确立支持其篡国的高氏白蛮大姓势力的地位，以调和内部矛盾和镇摄其余大姓势力。
第五，由于郑氏王朝本身的脆弱性，为了增加自己的强势形象，只好借助造神运动。立即建普明寺、又铸佛一万尊。一方面为超度蒙氏被杀的800余口，以安抚人心；更主要的还是为郑氏王朝自己寻求神灵、佛法的庇护，为自己增添神圣的光圈。
公元909年 （郑氏大长和国安国七年，后梁开平三年）八月，郑买嗣亡，子郑曼即位，时年21岁。郑买嗣在位7年。这7年都是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中渡过的。
郑曼即位时，唐朝已经灭亡，朱温篡权建立后梁王朝。中原军阀混战不已，开始了五代十国时期。沙陀贵族军阀李克用父子在河东（山西）与朱温对峙。在四川为军阀王建割据，建立前蜀国。
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郑曼依谋臣建议，贸然发起攻蜀。仓促调集大量军队，渡过大渡河，进攻黎州，为王建之兵所败。被俘、被斩杀、溺水死者众多，损失惨重。从此郑氏大长和国便再也无力向外发起武装攻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