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1639年再次大屠杀时，明朝内忧外患，正陷入与关外大清与内部农民军两线作战泥潭中不能自拔，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顾及不上了。1644年大清入关后，镇压南明反抗乃首要之务，加之清人对海外华人从来漠不关心，任其自生自灭，甚至被人家屠杀也认为是咎由自取，有这样的母国，西班牙人对吕宋华人的迫害，西方列强对海外华人的欺压，能不越发残酷与凶狠吗？
纵观清人入关至鸦片战争200年历史，清廷从未给予海外华人任何帮助过。1740年乾隆在位时，昔日击郑坚强战斗同盟的荷兰人，仅仅因为嫉妒华人在荷属东印度的商业成就与财富，就对华人进行大屠杀，鲜血染红了河水，史称“红河屠杀”
之后，荷兰人也有点心虚，担心清廷震怒，影响彼此通商，遂派使与清廷沟通，没成想乾隆竟认为海外华人“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结果，荷兰人更加肆无忌惮，其他西方殖民者同样如此，海外华人的地位与处境可想而知了。
至于咱们的主人公，爱民如子的一代圣主康熙，还不如乾隆呢，人家不管好坏，反正露过一次面，讲过一次话，他到好，干了61年帝王，有星点这方面的记载吗？相比之，明朝力不足，没干成实事，起码人家心底有啊，特别明郑，大清，不，就说康熙，差得太远了。个中原因很复杂，有一点，对海洋的认识不同吧，有的人只会做个闭门翁，干干锁锁国这样的事，反正有人狂捧，也不怕对后世造成啥危害。
且看明郑的表现吧。郑成功入台前，就对吕宋（菲律宾）华人屡遭迫害很是关切，1657年曾致函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一位华人甲必丹，希望他不要再与吕宋的西班牙人做贸易了，并有了惩罚西班牙人的打算。
至于经常在海上劫夺郑氏和海外华人商船的荷兰人，郑成功更是两次以停止贸易相警告，并辅之严厉打击，同时凭借强大海上力量，发给华商郑府令牌和“国姓爷”旗号，以此为标志威慑殖民者，保护他们安全出海经商。
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即遣使罗马神父李科罗赴吕宋与西班牙总督交涉，谴责西人残害华人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没想到西班牙人置若罔闻，变本加厉，竟在马尼拉对华人又进行了第三次大屠杀，死者数万人。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南下征讨，夺下吕宋，赶走西班牙殖民者。他妥善安置好逃来台湾的吕宋华人，积极筹备远征舰队，并暗中派人与在菲华人联络，届时里应外合，一战而成。无奈天不假人，还未来得及出兵，郑成功便英年早逝了！可叹可惜，吕宋华人没能改变其悲惨命运，而华夏更是失去了当时最优秀也是最合适走向海洋、迈向世界的领路人。
随后的继承者郑经不失为出色领袖，但在拓展海外的雄心上，似比乃父略逊。康熙十一年（1672）正月，将领颜望忠、杨祥请伐吕宋，作为台湾的“外府”，最佳战略纵深之地。以当时情况看，不失为务实长远之策，但在亲信侍卫冯锡范的激烈反对下，郑经没有同意，第二年三藩之乱爆发后，他又积极参与，再无精力向海上进军了。直到施琅攻打台湾时，明郑才又重提这个想法，可惜又未实施，当然这是后话了，届时再详说。
其实郑经治理台湾19年，一直未下南洋（东南亚），应该还与他的战略指导思想有关。他始终不忘先父抗清遗志，刚继位时，即把重心放在大陆东南沿海岛屿上，只是在清荷联手打击下，没有办法了，才退守台湾，所以一旦有机会，他还是要西进西进再西进的，下南洋的事儿，非目标之所在也。
如果他真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分子，完全可以抛下大陆的一切，你三藩再乱又怎么样，大清亡不亡又如何，咱不掺乎，踏踏实实守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得了，不行咱可以向海外拓展呀，也不至于象介入三藩之乱，拼搏奋斗几年，到头来寸土未得，却损兵折将，严重消弱了日后防清卫台的军力，何苦来哉？
更严重的是，本来人家大清已不打算再攻你了，你在海那头，俺在海这边，互相遥望，相安无事也，如果郑经不矢志抗清，让人家始终感到海上有个危险统治的隐患，纵然有些汉人如施琅者，再怎么鼓捣，恐怕康大帝最后都不一定会下攻台的决心呢，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吊诡！唉，瞧瞧你郑经干得什么事儿，明郑灭亡不说了，自己还被后世戴了个什么帽子，且越来越去不掉了，不值得啊。
清廷三大霹雳手段(上)
但历史就是历史，抛开个别人故意曲解国家的民族统一政策，硬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它，郑经的抗清就象本文前面已说过的，是了不起的，伟大的，他和父亲一样都是华夏好男儿。
郑经在台的19年，依靠陈永华等辅助，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就是老爸不英年早逝，也不见得就比他做得更好，这客观上对台湾民众，不论是大陆来台的汉人，还是当地的土著，都是个福分，但对清廷就不见得了。
如果你是隔断于大陆之外，自成一家，管你好坏，都与俺无关，可你要是一个不忘反清的政权，那就让俺如鲠在喉，不除不快了。这一思想可以说贯穿了清廷对台政策的始终。
纵观郑氏收台与清廷复台二十一年间的清郑较量，清廷毕竟已牢控华夏大陆，整体规模宏大，综合实力远强于局促一隅的对手，还是占据着主动权的，而明郑也是刚柔相济，与之周旋。至于清廷手段，和战齐抓，再配一手更狠辣的延海迁界也。
康熙三年（1664），清廷与荷兰人联合攻克了明郑沿海最后一个岛屿铜山后，即决定挥师跨海东征，一鼓作气拿下台湾。十一月，受封为靖海将军的施琅，首次领兵出征，不料途中遭遇飓风，无法前行，敌人面还没见着，便只能掉头返回了。
明年（1665）三月，最坚定消灭明郑者施琅，自铜山启航，再次兵发台湾，前三日无风浪，以风帆为动力的船队进展不顺利，后又遇逆风无法前行，不折回又能咋办呢。五月，休整后的舰队第三次出发，已入澎湖口了，不幸再遇大风暴，结局可想而知，就连施琅的指挥舰也被吹散，南入广东潮州界沿海折腾了一圈，再返回的。
大海实在是明郑抗御清人的最有力武器啊，就这样，三次征伐没打着一个敌人便惨淡收场了，清廷也很灰心丧气，直到三藩之乱结束，不再有武力攻台的打算，转而又拾起了招抚手段，与明郑先后十次议和，除了最后一次，都是它主动提出，那结果又怎么样呢？
康熙六年（1667），清廷遣使道员刘尔贡、知州马星、总兵孔元章等人，赴台与郑经谈判，允诺只要你归顺剃发，不再反清了，就封你个“八闽王”，东南沿海岛屿还可以重新交给你管辖呢。多优厚的条件啊，清廷也只能宽大如此了，请那些抨击郑经的人看看，如果他只想割据称王，行一家之私，答应就是喽，干吗硬和人家过不去呢？打又打不过，这不叫不识趣吗？那么多大明子民无此待遇，也心甘情愿降了清吗。
但郑经没有这样做，看他怎么回答的：“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不佞亦何慕于爵号，何贪于疆土，而为此削发之举哉？”（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明确拒绝了这次招抚。
施琅见此次和谈失败，即上书《边患宜靖疏》，指出：“堂堂天朝，万国宾服，岂容此余灰以滋蔓患日”，次年又上了个《尽陈所见疏》，极尽所有理由，一心希望朝廷出兵，且由他带着，灭掉不共戴天之明郑，完成大清江山之一统，博取不世之功业。
归降之人能如此竭心尽力为国效忠，实乃清廷之福也，应该好好赞赏鼓励一番才是，但清廷并未领情，相反对原郑氏降将，有怀疑，不放心，害怕他们与郑氏串通，加之康熙君臣已经放弃了武力攻郑，此一时彼一时也，哪里还能听得进这种言论？
康熙七年（1668），清廷下令裁撤福建水师，将所有原郑氏降兵降将拆开，分调至京师归旗或各省屯垦，战舰全部焚毁。至于施琅，则入京担任有名无实的内大臣，郁郁不得志，空有一身抱负难展呀，深仇大恨难消呀。
不过他倒也矢志不移，留京闲差一干13年，却仍抱定青山不放松，专心研究如何渡海灭郑，给清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他日后重挑重担建功业，流芳百世美名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啊。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施琅施琅，楷模楷模！
讲到这，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不损康熙伟大圣君形象，一般都把这段时间清廷放弃攻台的决策，归罪于鳌拜专权所致，非康熙不想为之也。鳌拜此人，前也说过，远非多尔衮般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势，忠心之臣，有点跋扈粗蛮而已。康熙长大后，国家最高权力仍在自己手上，只是专擅独断之性格，让他追求的是高度极权式统治，容不得半点掣肘，何况还是鳌拜这样倚老卖老大嗓子的呢，于是才发生了用儿戏般的手段，擒拿国家第一重臣这样的荒唐事来。
一句话，所谓鳌拜专权时期（实则不是），康熙决不是一个傀儡皇帝。放弃武力攻郑，他起码是赞同者，就是从他所谓亲政后的表现看，也能证明这一点。
清廷三大霹雳手段(中)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亲下诏书，派刑部尚书明珠到福建主持和议，对明郑作出了更大让步，允许郑氏藩封，世守台湾。郑经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薙(同剃)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江日升《台湾外记》），康熙则认为“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
这两段话极为有名，也被经常拿来作为郑搞分裂、康主统一的有力证据，真相究竟如何，还需略做探讨。历来政治上较量，复杂莫测也，如从当事人的某一两句话，甚至其中一个词就给谁定性，实在有失偏颇，无论明郑，还是清廷，和谈都是一种政治手段，双方都想在一个特定阶段，凭此为我所用，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特定目的。有些话说出来，并非就是己之心愿，也许是斗争的方法策略或情势所迫暂切如此等，所以关键还是要看具体的行动与结果，他们最后到底是怎么做的，而不是光看谁说了些什么。
先观以康熙为代表的清廷，和谈时既说过上面看起来很义正词严的话，也说过“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龃龉。……愿贵君臣同于箕子，毋蹈田横之故辙。则何不罢兵休士，全车甲而归台湾，自处于海外宾臣之列。其受封爵惟愿，不受封爵亦惟愿。我朝廷亦何惜以穷海远适之区，为尔君臣完全名节之地。……执事如感朝廷之恩,则以岁时通贡如朝鲜故事，通商贸易，永无猜嫌，岂不美哉？”
“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而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近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识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争，与人无患，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清贝子赖塔秉康熙之旨予郑经书中所言）
相反明郑也留下过许多壮语，郑经发布的文告曾说：“我先王忘家为国，抗夷于方张之际，……因退屯东宁，生聚教诲者十一余年，庶机勾践之图，无堕先王之志。”还写过这样的诗歌：“西郭楼台近水滨，青山白云相与邻。试问阁中谁隐者，昔日先朝一汉臣”（《题东壁楼景自叙》）；“王气中原尽，衣冠海外留。雄图终未已，日夕整戈矛”（《满酋使来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说愤而赋之》）；“胡虏腥尘遍九州，忠臣义士怀悲愁。既无博浪子房击，须效中流祖狄舟。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悲中原未复》）。
开本文之先例，引用这么多，不是要证明孰好孰坏，孰优孰劣，而是觉得对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不要为了某种目的，先设定好一个框架，然后对摆在面前的一大堆证据，只选能为己所用的，其它一概视而不见，实在有违客观真实性啊。
对清廷与明郑，康熙与郑经，既然都能找到完全相反的观点，那就要赞一齐赞，骂一齐骂，何必一个高捧，一个痛贬呢？一个民族在其历史的岔路口上，本就有多条路可走，也并非这样走就好，那样走就差。
单论统一，在明清交替的非常时期，现在眼光来看，大清统一是正义的，可以呀，都是中华民族吗，但也没必要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反而把过去认为最正统的说成是分裂吧。康熙拿下台湾，客观上实现了华夏的统一，这当然是正义的，但如果郑经反过来抗清成功，恢复中原，就是现在看，也不能说就是恶行呀？
明明就是一场中华民族内部带点特殊的内战，没必要上线上纲，把谁说成是叛国者，更没必要把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问题硬掺和在一起，这样只会混淆视听，把千百年来形成的大众已认可的价值观完全打破，利实在大于弊啊。
还有一点，就是单看郑经与康熙那两段名言，后人的理解可能也有误。因为对照清廷已经答应的条件，郑经如果答应，明郑实际上已是自成一家了，又何必再与朝鲜比个什么较呢？因此细观话中含意，特别是康熙答复之言，应能清楚地看到，“照朝鲜事例”及“中国之人”这些话语，重在讲剃不剃发，而与是否分离中国无关。
双方都把它看作一个根本问题，郑经从长远发展着手，什么都可以谈，唯独发坚决不能剃，底线也，当年郑成功也是这样。而康熙也秉承了先辈们的一贯主张，对汉人无论如何要把发剃掉（就那都突破过，政治呀），这是归顺大清最显著的标志，否则就是十恶不赦的叛逆。这下好了，根本点谈不拢，其他说得再好都是白搭，历来清郑谈判大都因此半途而废。
其实说到底，根本的根本还是郑经不愿和谈，民族气节仍在，恢复中原之志不灭啊，否则千千万万汉人都已剃发了，他干吗非要坚持呢，太多太多人要是能凭此换来这等荣华富贵，求之不得呢，以后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
康熙八年（1669）的谈判失败后，清郑各守其界，不战不和，相安无事，进入了双方最平和的一段时光，但仅仅过了四五年，三藩之乱的爆发，一石激起千层浪，两岸之间静谧的海面上，顿时又暴风骤雨，狂涛汹涌了。
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耿继茂长子）响应吴三桂反清，遣使台湾，约郑经出兵大陆，许以福建南部沿海郡邑。矢志中原的郑经毫不迟疑派兵西征，先后占领福建广东沿海不少地方，昔日繁盛局面再现也。
然郑经与耿精忠及吴三桂的关系很快破裂，其中一因便是复明问题，比起耿吴各有“异志”来，他对大明要更为忠诚，对抗清也更加坚定。同时，郑军也很英勇顽强，在东南，不，整个反清队伍中，除了吴周政权，他们是坚持最久的。
康熙十五年（1676），福建耿精忠与广东尚之信先后降清，明郑独守东南沿海之地，要抵抗清军与耿尚的联合进攻，势单力薄，颓势难挽了，至康熙十六年（1677）初，郑军接利失利，只能退守厦门与金门了，不过清军没有水师（都烧掉了），无法展开进一步打击，只好再施招抚。
四月、七月，清康亲王杰书先后两次遣使至厦门，与郑经谈判，提出只要其从沿海诸岛撤出，完全退回台湾，关起门过自家小日子，双方以澎湖为界，即可“照依朝鲜事例”。哇，条件进一步放宽了，显然是得到康熙指示，不然杰书有几个脑袋敢如此行事？这下郑经该满意了吧？
清郑和战大较量(下)
一再说了，郑经志向是恢复中原，岂愿僻于台湾一隅？每次与清廷和谈，斗争策略罢了，这次同样不例外。纵然你清廷给再多优惠条件，纵然明郑抗清犹如鸡蛋碰石头，郑经也绝不会主动割断与大陆联系的，所以他要求继续驻守沿海已占岛屿，并有意提出粮饷还要由清廷来供给。这简直“欺人太甚”了！清廷当然不会接受了，和谈遂告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