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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明军不要指望野战能打过清军，就像洪承畴开始搞得那样，刺刀拼不过你，咱不拼行吗，把守防好了，与你相持着，反正咱家底子厚，经得起磨，谁怕谁呀？当年袁崇焕守宁远凭坚城用大炮，就是这个理儿。

　　好了，最终回到要讲的那个点上，松锦惨败的罪魁祸首原来是崇祯。作为最高领袖，要不是他翻云覆雨，错听了陈新甲的话，洪承畴哪会改变战略搞什么速战速决，结果把自家人给“速”进去了呢？

　　什么？责任不在你？沽名诿过的老毛病又犯了吧，还好意思把尿盆子往陈新甲、张若麒们头上扣？你又不是傀儡，你才是最高领袖，最终还不是你做主？你铁了心这样干，别人敢硬那样干吗？这下好了，输得差点精光光了。

　　从此丢了救命草

　　但上天待崇祯真得不薄啊！生死存亡间，又拉了他一把，给了他一个翻身的机会。原来到了这种程度，皇太极仍然愿意议和，没有亡明的意愿！

　　这一次，崇祯总该好好珍惜，认真把握了吧。结果呢，还是令人震惊，让人无语！

　　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松锦战败，洪承畴、祖大寿分别被困于松山、锦州，无法突围。明内部和议之声，终于时隔三年（1638年起）再起！

　　虽然崇祯内心也极渴望议和，但考虑到过去严辞拒绝了多次，现在大败后主动求和，太丢面子了！他不仅未同意，竟还严厉斥责了赞同议和的辽东巡抚叶廷桂，并把另一人宁前道副使石凤臣下了大狱！看看！就为了一个面子，竟置国家安危存亡于不顾，对臣下还如此寡恩残暴。

　　不过形势的发展，可由不得你崇祯了。这一年国内起义军战果辉煌，李自成正月攻下洛阳杀了福王，张献忠二月拿下襄阳斩了襄王，一向为崇祯倚重的杨嗣昌畏罪自杀（也有说病死）。此后，中原大地被彻底掀了个底朝天，就在松锦决战后不久，三边总督傅宗龙九月死于河南项城，李自成十二月再次兵围中原第一重镇开封。

　　这边厢，满人又把松锦围得铁桶一般，水泄不通，城陷在即。崇祯不自量力，两线作战，两线皆崩也。如此危局，再不与满人议和，还能怎么办？坐着等死吗？

　　在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的力谏下，崇祯最终决定与大清议和。就在此时，他还死要面子，希望能有一个大学士先出面承担一下，然后他再恩准。为啥？好沽名诿过呀，议成功归己，不成责下属，自己啥事没有！最后还是内阁辅臣谢升给了他一个台阶。

　　于是折腾了近四个月，明年（1642）正月，明清第一次官方正式和议终于拉开了序幕，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等担负了这个已经迟到十五年的使命，不过是在悄悄中进行的，因为崇祯不想让朝廷中那些只会逞口舌之能的言官们知道。

　　秘密也好，公开也好，时间不等人，抓紧弄吧！关外诸城正在遭受清军的围攻，和议早点成功，说不定还有得救。唉，让人又叹又气的是，崇祯却抹不开天朝大国君主的面子，又再为虚节矫礼劳神了。

　　马绍愉秘密到达宁远与清军统帅济尔哈朗接洽，一开始没有皇帝的敕书，清人认为不足为凭，只好再补，结果时间托到三月，松山、锦州先后陷落了。

　　更可气的是，补发的敕书形式上却非两国君主间的正式外交文书，只是明帝的内部谕旨，通篇充斥着天朝上国对外藩属夷的居高临下之词。不知真相的，还以为人家战败了，我大明才网开一面，恩准议和呢。

　　皇太极非常恼火，换了别人恐怕早就不干了，发兵灭了你算了，但他仍坚持与明议和。经投降的洪承畴鉴定敕书为真后，也如法炮制了一份敕谕答复明朝，马绍愉奏报，崇祯再次以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还复（面子真就那么重要吗）。

　　来回折腾，又过了两月，直到五月十四日，马绍愉才奉命抵达沈阳，正式与清谈判，不久前，塔山与杏山又相继陷落。为了给谈判创造一个和平的氛围，皇太极下令停止进攻宁远，退兵三十里。

　　此次议和，大清上下极为重视，讨论多多。满洲贵族们主要是在让明割宁远还是燕京以东方面有分歧，而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官们先是极力反对议和，后又力谏最大限度严苛明朝，弱明反明之心比满人犹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呢？他从没改变自己的一贯主张，不仅不想过于苛明，让明朝称臣纳贡什么的，相反，只要和议成了，还愿意尊明为上国呢，诚意相当之大。

　　经半月磋商，皇太极在给崇祯的国书中，开出了他的和谈条件。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每年明给清黄金万两、银百万两，清给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二是边界划分，明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界，清以塔山为界，连山适中之地，两国互市贸易。

　　这疆域的事，应该没有多大异议，因为之前，关外宁远以东之地，已被大清夺了去，成了既成事实，要拿你也没那个能力，何况比起要明割燕京以东国土，皇太极显然采取了较温和的做法。

　　至于岁币，乍一看，苛刻之至。想当年宋朝够窝囊了，与辽澶渊之盟，不过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时加了一次，也才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高宗仅保半壁江山，与金议和，银绢也只有各二十五万两（匹），孝宗时还各减了五万。

　　现在可好，按当时金万两折银十万两算，大明每年要给清一百一十万两白银！这不是比宋更屈辱吗？崇祯君臣最介意的就是这点了。

　　实际上这岁币什么的，哪个王朝没有过？不仅仅宋，强汉盛唐，鲜卑之魏，契丹之辽，女真之金，皆有。不但弱时，强时也给，如西汉后期每年给已降匈奴的财物，并不比西汉初屈辱求和时少，当然目的、方式、尊卑等有所不同。不仅汉民族，其他民族也是，如金国面对比他们更野蛮凶悍的蒙古人，也只好送钱消灾，送物笼络。说明一下，此处讲的是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

　　怎么讲呢，这个问题也非三言两语能道明的，简单论之，相对来说一个较文明、先进之民族PK一个落后、野蛮之民族，给钱了不见得就是屈辱，没给也不见得有多荣誉，关键看为什么给？给过后究竟怎样？何况你不给又能怎么办呢？与其就此沉沦下去，不如暂时受点屈，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再说大明， 对北边蒙古各部的沿边旧赏，搞了好多年了，款项不菲，据清初汪楫所撰《崇祯长编》记载，崇祯初将近百万；杨嗣昌也说过“一岁插赏百万金”。大清征服漠南蒙古后，开始取代之与明东西几千里接壤，从那时起，皇太极就十分垂涎这笔数额巨大的赏金，希望大明同意，能从蒙古那继承过来，直到这次议和，想法仍然未变，只是实力强了太多，对明打击也更大，却也没太多要。

　　后来马绍愉回国遭到攻击，因为款议百万并不比旧赏多，还被认为是说谎不可信呢。由此可见，皇太极的要求不算太苛，连明人自己都出乎意料，那崇祯会答应吗？

　　真是屋漏偏逢连降雨，关键时刻又掉链子。这陈新甲绝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初松锦战败就与他有关，现在人家马绍愉关于国家第一要务议和的密报，他看完后却随意地置于几上，自己的书僮误以为是日行塘报，竟发付传钞了出去，本来秘密的事，现在地球人都知道了，结果一片哗然。

　　言官们的指责又是铺天盖地，很正常，他们向来以此为能事，坐而论道的功夫极高。不正常的是崇祯，特此声明，绝非傀儡的天朝大皇帝、决定议和的最后拍板者，竟然又一次在“黄口书生”面前缴械投降，再次反复起来，不仅未做任何解释承担，反而恼羞成怒，将议和之责一股脑推给了陈新甲，并把他斩了！就连马绍愉，也被撤职押回原籍！

　　崇祯他自己呢？再一次完全无辜，再一次义正词严——我天朝圣君，何曾向酋奴低过头！

　　至此，明清议和彻底破裂，崇祯至死也未再提过与清议和。那边呢？翘首以待的皇太极，履行了誓言，直到这年十一月，见崇祯没做任何回应后，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发动了侵入中原的战役——壬午之役。

　　八万铁骑所向披靡，兵锋直抵山东兖州、南直隶宿迁（今属江苏省）一带，都快到淮河了！先后攻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八十八城，俘获民众三十六万余、牲畜三十二万，河北、山东大部残破。次年（1643年）四月，清军凯旋而归，五个月内，明军未敢一战！又何能一战？

　　强弱悬殊，天地之别了。

　　皇太极，没搞错吧？还是没有放弃议和！直到八月突然病故！唉，崇祯啊！崇祯！！

　　该到小小总结时

　　皇太极，这位大清（包括后金）历史上最能干的领袖，堪称咱们崇祯同志一生的最大对手，打碎他中兴梦想的最大“罪人”，不过也差一点是让他实现中兴的最大“功臣”。

　　他拥有一支东亚军事界的“梦之队”长达十七年，假如自己有一颗征服大明的火热之心，也许大清入关要提前很多年，起码松锦战后完全可能，但他一生追求的是明清相“和”，当然是带有战胜者的姿态及功利，远非现在的“和谐”之“和”。

　　内外交困的崇祯，要是同意皇太极的议和，忍辱先把强敌稳，但得北方边疆定，凝心聚力谋振兴，他日复仇未为迟呀。

　　国内起义军？决非致命对手。松锦一战前期表现告诉我们，明军打不过梦之队，集中精力“剿寇”，胜自成败献忠，还是绰绰有余的。何况这曾经几乎就实现了，只差最后一击，不两线作战，不调转军队与清决斗，洪承畴完胜了。反过来，内乱平息的大明又能全力对付大清，那结局就不好说了。

　　但崇祯没有这样做，十七年一路走来，直至身死国灭前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与大清和起义军，同时进行着战斗，有点唐吉诃德，也有点巴萨耶夫。

　　结果呢，已经衰落的老帝国，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国家负担越来越重，除正常赋税外，加派“三饷”（辽饷、剿饷与练饷）最高竟达每年两千一百万两！腐败再掺入其中，天灾又连连，战乱又不断，民众怎能不苦，人心如何不乱（有清人铁腕也行）？

　　内乱纷纷，外战扰扰，环境极端恶劣，精力又完全消耗，还有什么心思去谋发展，革除弊病、重振大业纯粹空谈！

　　更严重的是，鸡蛋硬要碰石头，结局可想而知，在“梦之队”的打击下，明军一败再败，输得只剩下个裤衩了，不要说抗击大清，就连平息内乱的资本都消耗殆尽了。

　　外患内忧就这样互为影响，互为作用，加速恶性循环着，一个在边疆河北山东等地纵横驰骋，一个在中原大地跃马扬鞭，北中国一片大乱。

　　唉，崇祯，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吗？坦途一再向你招手，你却置之不理，非要硬闯华山一条路，艺高人大胆也就算了，可你是吗？胆量倒不小，脑子一热，天不怕，地不怕，艺就另当别论了。

　　你虽然是个勤政的人，也是个坚强的人，但残酷现实终会让你明白，勤政却无能比怠政更加危险，坚强变顽固比软弱更为可怕。

　　如果你地下有知，别怪俺说话刻薄，也许你做个宋真宗、宋高宗什么的，大明还不至于亡呢！你在败亡前还在说，文臣个个该杀，但最该杀的是你自己，你知道吗？

　　明亡首先是大战略的失败，这不是你最高领袖来担，谁来担呢？当时大明之势，攘外先安内明显的道理，一年两年不采纳倒也罢了，十七年的时间，都已经被两线作战搞得快崩溃了，仍然不采纳，说你能力不足，性格乖张，你还有什么怨言吗？

　　好，战略是个宏观的东西，有点虚，不多说了，那微观呢，每一次具体的决策，特别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崇祯啊，你又对过几回？不要去怪别人，把责任都往大臣们身上推，他们都是你的部下，谁的权力又高过你？

　　一个出色的领袖就是要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众说纷纭的状态中，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你呢？不是轻信善变，沽名诿过，把正确的推翻；就是偏执多疑，冷酷固执，把错误的推行。两个极端都走了，不简单哟，抗击外部强敌如此，对付民众起义也是这样，你说你崇祯还有啥子希望。

　　天启崇祯之交的那一年（1627），澄城县王二揭竿而起，陕西大地随即风起云涌，起义之火势如燎原，并迅速刮到相邻的山西。火种因何播撒？晚明各种积弊与陕西特殊状况交汇而成。

　　万历末建州女真崛起，辽东战事爆发，加派辽饷越来越重，富庶江南还行，陕西贫瘠之地，哪能吃得消。倒楣的是，天灾又不断，如崇祯元年：“自四月至七月不雨，八月恒雨，霜杀稼，木冰，岁大饥。”（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你说这老百姓日子咋过？不造反又能干什么？

　　远至嘉靖年间，军饷拖欠已成习惯，辽东战事后越发严重，崇祯初不少地方欠饷竟达三十六个月，士兵们哪能受得了？干脆哗变算了！己巳之变（1629）勤王军队部分带有武器的溃散士兵又杂于其间，还有崇祯初为节省数十万两银子，招募被裁撤的李自成这样的驿卒，再加上原来的响马，如此，中坚分子、骨干力量又形成壮大了，焉能不造反，又焉能造不成反？

　　起义队伍不可避免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了，三个关涉全局的重点人物，应该先介绍一下。高迎祥（？－1636），赵义军前期最著名最威风的领袖，安塞“马贼”，号称“闯王”。张献忠（1606－1647），榆林卫柳树涧人，干过捕快，当过兵，相貌伟异，曾犯军法当斩，又被领导赏识，放了一马，崇祯三年（1630），响应初期极有名的起义首领王嘉胤，据米脂八寨起兵，自号“八大王”。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世代养马户，家境还不错，念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化水平，后家道中衰，为财主放过羊，还干过驿卒，当过马夫，并练得一身好武艺。二年（1627），崇祯下令裁撤驿站，李自成生活无着，索性造了反，先投初期另一著名首领王左挂，再靠不沾泥张存孟，“江湖”上号称 “八队闯将”（1640年改称“闯王”）。李、张，起义军后期的盖世双雄，也都建立了各自的国家，同样败亡于一个敌人，还有不少相仿之处呢。

　　当时起义队伍不少，民众参与也多，好在开始局促于陕西，尚未形成大气候，其他地方，京畿心脏重地、江南财赋基地、中原兵家争地等等，都尚称安定，帝国根基未动，贫困一隅的内乱搞得定，就看朝廷怎么弄了。

　　此时的崇祯才干掉魏忠贤，又一心想收复辽东故土，年龄也不过十七八岁，本不忍心说他，只是第一个被他派入陕西平乱的，就是极不称职的人，这里不说还不行。

　　杨鹤，后来叱咤一时的杨嗣昌父亲。一个文人，一个有清望的人，一个适于蹲大机关的人，却是一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人，竟因为朝中无人敢去陕，而自己又受排挤，竟被吏部会推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官场险恶，官场为私，这可是军国大事，岂能如此儿戏！

　　崇祯呢？一个字“准”！杨鹤想推也推不掉，只好勉为其难，崇祯二年（1629），己巳之变前，抵达陕西，开始了他的人生悲剧。

　　杨鹤力主招抚，崇祯开始也是这意思，但招易置难呀，叛军返还军伍，要按月发饷，欠饷都那么多了，拿什么发？老百姓返还家乡，要让他安生，饥荒都已连年了，拿什么安？

　　起义队伍又复杂得很，人心也难测，什么想法没有，什么企图没有，有人他还就愿意吃这碗饭呢，不要一说起义，特别是标上农民起义的标签，就是多么纯洁、多么高尚了。

　　时光飞逝，一晃两年，杨鹤招抚起初也有点成效，当时陕西最有影响的义军首领神一魁都投降了，但很快降而复叛，宣告了抚局的彻底破产，侍奉的主子又是刻薄寡恩之人，结局可想而知。

　　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革了职，逮捕入京究问，后遣戍江西袁州，八年十月死于戍所，在他正受重用的儿子杨嗣昌上疏请求下，崇祯才勉强恢复了黄泉路上杨鹤的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