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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知道这样的言论，究竟依据何在？纵观四千年华夏，虽不象人们公认的航海大国，对面不远处就有相应大家等着你，彼此吸引着诱导着促进着，你来我往共创海上大事业，但除了夏商周太过遥远难以详知，除了咱们的大清帝国从康熙开始完全海禁（以后再细表），称得上是一个陆海交通都发达的国家吧？宋代更是达到辉煌的顶点呢！
就说明代（包括明清之交），有海之禁不假，也有海之腾呀？郑和下西洋咱就不提了，简要说说嘉靖（1522~1566）始一个半世纪，东南海上发生的那些事儿和其中的那些人儿，不是跑题，实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也。
那些人，他们是海盗？走私贩？叛乱者？倭寇？还是正经商人？东西方交流者？甚至民族脊梁？难以说清，也许把这些搅和在一起，才能对他们进行更准确更完备的概括。
他们确实很特别，扮演的角色比中国历史上其它任何时代海洋上的人物都复杂，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产生的影响更远矣。
先说嘉靖年间所谓的大倭乱，明代最厉害最知名的了，抗倭战线中还涌现了戚继光、俞大猷、胡宗宪这样杰出的英雄。其实这倭中哪有多少真正的小日本哟，真正领衔的是他们，标标准准的中国人，而倭人连主演都算不上，充其量一帮打工者。
此时的他们，绝非朝廷诬蔑得那样，倭寇也，更多还是商人。由于国家实行朝贡-勘合体制下的严厉海禁政策，他们只能聚众干点海上走私的活儿，渐成强大的海上走私集团，当然也兼做海盗等其他行当。
其中有名者先有李光头、许栋，后有王直（也作汪直）、徐惟学、徐海等，尤其被称为倭寇王的王直，还曾在日本平户建都号“徽王”呢，叱咤风云于中日海上，有八年更是唯我独尊，独霸于浪涛间。
王直本质上是一个商人，骨子里也是帝国的臣民。他曾多次请求明廷开禁，允许海上正常贸易而不得，后也是传统观念作怪，以至听信了胡宗宪的话，欲投降朝廷不成，反被杀害了。
这帮人与也被称为倭寇的葡萄牙人一道，曾在浙江宁波附近的双屿岛（今普陀县六横岛）和福建漳州的月港，建立了当时东亚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后被明廷摧毁（1547）。
至于嘉靖大倭乱的最后逐渐平息，关键并不在于戚继光俞大猷们战场上的胜利，而是明穆宗时代的隆庆（1567～1572）开关，朝廷顺应时代潮流，取消了海禁。
从此东南沿海的民间海外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繁荣，而那些海上新人类们也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人生大舞台。
海上奇伟新篇章(下)
其后有林凤者，兼具走私商人与海盗双重身份，曾两次袭击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港，可惜被占据此地的西班牙人打败，否则成功的话，立国于此，不是开创了中国人在东南亚的新天地吗？
让人叹恨的是，大明可不象西方那样，鼓励你去闯，还给你搞个什么总督当当，打了地盘不就是朝廷的了？相反还设法与西班牙人联合共剿之呢。以后的大清在这方面也是一脉相承，中西方在海外拓展上的观念，差别真是大呀。
再说一个了不得的人物，李旦，西方人称为安德瑞•狄提士，泉州海商，林凤之后前往吕宋发展，一度成为马尼拉华人领袖，因巨大财富遭西班牙人垂涎关押，逃脱后转往日本，与弟弟们构建了一个往来大明福建、澎湖与日本平户、长崎之间的最庞大最完整的贸易网，声威卓著。
天启五年（1625），李旦在日本平户逝世，有一个后起之秀巧妙接收了他的庞大资产与船队，成为大明最后阶段横行于东南海上的霸主。他就是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
郑芝龙（1604-1662）出生于晚明福建南安石井，小名一官，年轻时在澳门接受基督教洗礼，教名尼古拉，荷兰人称他为“Iquan”，或连同教名作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quan），后前往日本平户，受雇于李旦，因精明狡诈，深受信任，作了义子，逐渐发迹。
他在平户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田川松，生下的儿子就是日后的抗清大英雄郑成功。郑芝龙多才多艺，精通日荷西葡等多种外语，还能弹一手好吉它呢，如果生于当代，也属白马王子型的了。
明天启四年（1634），郑芝龙与另一位海上枭雄颜思齐，由日本率众入台湾，第二年，颜病逝，他成为首领，同年又接收了李旦的庞大势力，遂称霸于东南海上，富可敌国，西人也要让他三分。
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接受了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投降了朝廷，以厦门为据点，从此亦官亦商亦盗，堪称红顶商人与红顶盗人的结合体，独霸一方，福建及沿海一带明为天子、实在他的脚下了。
不过郑芝龙对朝廷贡献还是很大的，领兵击退了荷兰的侵扰，继打赢澎湖遭遇战后，又取得了明荷金门料罗湾海战的大捷，之后又消灭原同党巨盗刘香，声势更盛，并被朝廷擢升为福建总兵官，署都督同知。别外需要提及的，他还是向台湾组织大规模移民的史上第一人呢。
清军入关，山河巨变，南明弘光政权覆亡后，郑芝龙与弟郑鸿奎等拥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隆武政权）。他受封平虏侯，旋晋平国公，加太师，掌握军政大权，达到人生辉煌的顶点，成就完全超越了前辈王直、李旦等。本来，他还可以更进一步的，成为海上新势力的集大成者，但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郑芝龙这样的人，国家呀民族呀什么的，在他心中基本不存在，纯粹有奶便是娘的主儿，只要能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投靠谁都成。他看明朝大势已去，又打起了自家小算盘，决定降清做他渴望的新王朝的闽浙总督。
很大因素是他儿子郑成功不愿降清，结果郑芝龙不仅美梦未成真，还被清廷拘于北京，后在郑成功复台那一年（1662）被杀，一生枭雄而立，狗熊收场，而他未能达到的高度，则由儿子来完成了。
去台之前抗清业
郑成功（1624～1662），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生于日本长崎平户，郑芝龙长子。南明隆武帝（1645～1646在位）赐他国姓朱，并封忠孝伯，国姓爷的称号由此而来，后又被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
作为抗清复台的大英雄，郑成功如今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至于另一种身份，也许就被人们忽视了。
如果说，王直们是嘉靖以来海上新势力的肇端者，李旦直接奠定者，郑芝龙巩固完善者，那郑成功就是集大成者了，他给这股力量注入新鲜血液，激发了无穷活力，带领它攀向了顶峰，实现了最完美的跨跃。其后，他的儿子郑经成了最终利益收获者，而咱们的康大帝就是无可争议的终结者了，至于施琅，完成最后一击的具体实施者。
从此，这股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海上新力量，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1683），美也好，丑也罢，反正明中后期以来以它为桥梁的中西方海上大贸易时代也随之宣告结束，华夏放眼看世界的窗口关闭了，大清也在闭关锁国的桎梏中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
二者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时间上恰恰是一个临界点，前后反差千万里，华夏东南之海，由晚明的热闹无比转为鸦片战争前一个半世纪的平静死寂，何也？世异时移，没有重生的条件啦。
好了，咱们接着说郑成功。从上文可以看到，郑成功大事业的获得，得益于前代打下的坚实基础。他那畅游海上的无敌之师，最早的创建者连他老爸都算不上，因为上面起码还有个安德瑞•狄提士（李旦）呢。
当然说这些绝不是否认郑成功自己的努力，相反，这股海上新势力能够实现升华，完成质的腾飞，达至可能的最大高度，郑成功居功至伟也。
因为郑成功让它成为南明抗清尤其驱荷复台的基石，最后它和它的领袖留给后人的是饱含国家民族大义的一曲慷慨激昂之歌。
相比老爸的软骨头，郑成功是顽强不屈的，年仅22岁的他毅然举起了抗清大旗，在烈屿岛（小金门）正式起兵，以海上新势力最新版本郑氏集团为依托，以厦门、金门两岛为基地，以海上大贸易为保障，不断发展壮大，在东南沿海与清军进行了长达十五年（1647～1662）的艰苦战斗，成为与西南李定国齐名的南明抗清两大擎天柱。
他的军队鼎盛时，共有陆军72镇、水师20镇，士兵近20万人，大小船只5000余艘。凭此，尤其中的东亚海上无敌水师，让不善水战的陆上巨无霸清军束手无策，完全控制了长江以南、北部湾以北的广大海域。
郑成功与清军大小战斗无数，最著名也最需要提及的就是那场北上长江之役。此战首要目标南京，继而占领江南，拿下清廷最重要的财赋基地，如此不仅会让明清双方经济实力发生逆转，造成清廷统治区南北隔断，还能形成巨大的政治效应，反清之士必将远近来归，整个抗清大局还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清顺治十五年（1658）八月，郑成功以清军全力征讨西南李定国为契机，亲率大军抵达长江口，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未成想天不遂愿，突遇飓风，惊涛骇浪，部队损失重大，只好回军休整。
第二年，郑成功会同另一抗清英雄张煌言，带领17大军，3000余艘战船，再次进入长江，一路势如破竹，连克瓜洲、镇江，南京指日可待，江苏拿下在望。
此时，清廷都为此震恐，顺治帝先竟有逃回辽东的打算，足见惊惶到何种程度，后又决定御驾亲征，只是还没成行呢，战争已经结束了。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身经百战的郑成功却犯了不该犯的致命大错，先是缓慢行进，错过最佳时机，后又在南京城下围而不攻，冀望于通过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压力，不战而屈人之兵。
驻守南京的清军，本来势单力薄，岌岌可危，见有此等喘息之机，就势以诈降术稳住郑军，待援军集合完毕，迅速发动反攻，终大败郑军。
大战就这样遗憾地结束了，南明最好的也是最后一次复兴机会也从此擦肩而过一去不复返了，郑成功伤心自责中回到大本营厦门。虽然第二年（1660），他又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大败乘机来攻的清军，搞得清将达素羞愤自杀，复振军威，但东南抗清大势就象西南一样已江河日下，颓势难挽了。
抗清已是雄伟业(中)
诚然，南明与大清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当时想彻底打败后者，恢复中原，等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西南与东南保持与清人的对峙局面，待机而发，还是完全可能的。
就说东南抗清，郑成功要是真能取得长江之役的胜利，夺取南京，可想而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好形势，而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啊！最后却毁在了自家手上！怎不让人遗憾之余，心痛，心痛，还是心痛！
回首郑成功十五年（1647～1662）抗清斗争，原来这还不是唯一呢，前前后后他曾多次因为自己的原因，错失了甚至是力挽狂澜的好机会，有对己，更有对整个南明的，这也是现在越来越有人诟病他的原因。
确实，郑成功身上有很多不足，性格的爆烈严酷就给他的事业带来不少麻烦，后面要说的施琅事件以及他的死都与此有关，但更为严重的是他太多考虑小集团的利益，却置大局于脑后，往往对南明抗清之势，甚至反过来对他个人的小势，也带来很不利的影响。
北伐的事便可略知一二，郑成功所以不及时打南京，却采取围而待降的办法，除军事判断上的失误，也是想既要取得胜利，又要最大限度保持实力不受损。结果怎么样？还不是鸡飞蛋打，两头没捞着！
如果说起兵之初，郑成功挖同是抗清的鲁监国（曾与郑家政权支持的隆武政权并立抗衡）的人马，兼并族人郑联、郑采的队伍，乘机剥夺叔叔郑选逵的权力，还能理解为要壮大力量之举，政治斗争的惯常狠辣使然，那潮州事件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本来潮州守将郝尚久与郑成功一样，当时都是簇拥在永历帝（1646～1661在位）大旗下的，标标准准一家人，郑成功却因潮州富饶，可做其一个后勤保障基地，不顾永历朝正处风雨飘摇之际，带兵打将过去，结果逼得人家降了清不算，反过来还与清联合打得你丢盔弃甲而去。
这还不算呢！后来李定国欲拿下广东，使西南与东南两大抗清基地连成一片，开创南明中兴之大业，希望郑成功能予以配合，对广东来个东西夹击。以当时情况看，广东守御之清军只有尚可喜与耿继茂（耿精忠子）等三万军队，李郑合作打败他们不成问题。
郑成功口头上也是满口答应，但当李定国先后发动肇庆特别是新会大战时，他除了派个偏师出去幌一下，基本上是坐山观虎斗，任凭清增援部队赶去，重创击退李定国军。
原来他是害怕李一旦成功，两边连成一片了，自己在东南的独立性就会大打折扣，况后者威望实力等又远超过他，以后朝堂上岂不受制于人？说来说去，还是私心膨胀啊。
观此，要说郑成功没问题，真讲不过去了，但是否就该给他扣个什么大帽子呢？显然不合适。有一句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世上本就没有高大全者吗，又何必硬去强求某一个人呢？做了英雄的不是说就一点错误不能犯啊。
试问古往今来，有多少事能从头到尾一个色，不带一点杂质的？又有多少人能完全做到为大家舍小家，彻底把个人利益抛置脑后的？尤其搞政治的？
就是李定国，这等看起来一心为复兴华夏而奋斗的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在西南抗清主力大西军内部，就如何对待孙可望（张献忠后大西军领袖）投清后留下的部属与自己老部下的关系上，也没能一碗水端平，导致大局利益受损呢。
至于郑成功，就更不会了，过去把他树成个高大全的人，本来就是不符合实际的，应该重新客观立体地看待他，但不管怎么说，他仍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大英雄。
能在民族存亡之际，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已经够崇高了，太多太多的人不都在干低眉顺目的事吗？还有不少人做那可耻的民族背叛者呢！而他不仅昂起高贵的头颅，还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斗争中，毅然肩挑起了东南抗清的大业，并坚持到最后一刻呢。
抗清已是雄伟业(下)
也许有人会说，郑成功也不是什么意志坚定者，他与清廷还议过和呢，并能找出一堆证明材料来，包括郑成功自己说过的话。
怎么讲呢？政治是复杂的，斗争是莫测的，如果非要去较个真，每个事都究个底，可以讲，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清白无暇者寥寥，就是帝王的楷模唐太宗，当年为了确保起兵成功，不也和老爸向突厥称过臣吗？关键还是要看根本，看最大处啊。
议和往往是一种策略手段，这次郑清之议同样如此，双方实则各有打算，都在力求目标的最大化，不是招降与投降这么简单的。郑成功要真是象他老爸那样，有奶便是娘，答应清廷条件，东南沿海他不照样可以独霸一方，构建他的实际小王国吗？
但郑成功拒绝了，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与清廷议过和。这里单说拒绝的直接原因，不愿剃发易服，不也更好地证明人家多有民族气节吗？太多背叛者，还求之不得凭此换取荣华富贵呢。
不象现如今花个几块钱理个发OK，那时剃不剃发，可是涉及到民族尊严甚至兴亡的大事，郑成功能坚持这一点，就说明他虽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有着这样那样私心的考虑，但在最关键的大局上，他的服从是毫不犹豫、坚定不移的，有此还不够吗？还不能瑕不掩瑜吗？
可现在有一股明暗交汇之流，狂捧某些人的同时，非要踩踩郑成功，尤其他的儿子郑经，看看现在都被歪曲成什么样了！还是那句话，对事对人，关键看根本。
以后讲到郑成功收复台湾时，会专门论及相关事宜，这里暂不多叙，仅问一点，郑经和他父亲一样，可是一生只穿过华夏衣冠啊，试问原来大明子民有几人做到了？好了，施琅一事还在那等着呢，咱们赶紧过去看一看吧。
要说十七世纪与台湾有关的人当中，施琅现如今的人气可是越来越旺了，虽不及高高在上的康大帝，但隐隐已有超越郑成功的势头了，人家可是赶走荷兰人收复台湾的啊，不简单，真是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