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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李自成竟然放弃了荆襄，因为他的计划是东进！想在清军南征之前打下南京，据以基地，图谋再起。非常时期，弃稳固之基于不顾，非要去千里之外毫无基础、没啥人气的地方冒险，简直如同儿戏。能否摆脱阿济格的追击不讲，就那南京的弘光小朝廷，别看在清军面前一无是处，打内战不见得不行呀，这可是被历史一再证明的好传统呢。更显天真的是，多铎已在南征途中，你凭什么认为能在他之前拿下南京呢？
就这样，这么好的一块地盘等于拱手送给了清军，李自成带着大队人马又成了无家可归的“流寇”，向着根本不可能到达的南京而去了，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从河南邓州开始算起，大顺军先后与阿济格追军八战八败，伤亡极端惨重，最后只剩下数万士气低落的人马了，而他李自成更在五月初不幸死于湖北九宫山团练误打误撞之中。
死得有点窝囊，也殊为可惜。因为大顺军以后群龙无首，再未形成合力，就那仍能坚持联明抗清，以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李来享（李过子）等为代表的夔东十三家，更是直到康熙三年（1664）才最后失败，距李自成遇难整整十九年。想想看，如果李自成还在，力量不散，一旦喘过气来，又是何等局面呀，除非这一年惨痛的教训没给他带来任何变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刚入关时所向无敌的满洲铁骑，退化得也快，人口本就稀少嘛，战斗又有伤亡，进入花花世界后，变质更加不可避免，几年下来，战斗力仍强，但已不再是入关初的无坚不摧了，而且以后镇压南明的中坚力量，实际上已换成了无数的汉人部队，他们可不见得能打过李自成。
败家极品数弘光
你说多尔衮咋就这么有福呢？一上来便把头号之敌打败了，使了点劲，倒也并未碰上大麻烦，接下来更是遇到一个十足败家仔，守着华夏最富的地盘、最广的人口和最多的军队，却最一事无成，眼睁睁看着清军游玩般下江南搞定一切。
它就是南明最早的弘光政权，大明之延续也。其实李自成进入北京占领北方，并不能代表大明已亡，充其量宣告了一个二百七十六年传统大王朝的终结，而明作为一个国家依然在南方存在，留都南京自然成了其政治中心。
北京沦陷那会儿，崇祯自缢，儿子们又未能逃出来，南京诸臣得知后，首要之务就是赶快选个新皇帝。谁呢？明室诸王中以万历孙子福王朱由崧最有资格，但东林党人却因同其祖母郑贵妃当年因两次皇帝继承问题发生激烈矛盾，害怕福王上台后会翻过去老账，对他们不利，于是便以“立贤”为名，非要拥立万历兄弟的儿子潞王朱常淓。以后在清人征伐面前，潞王很快露馅，原来与福王一样，都是贪生怕死之徒，可见东林党人标榜的“立贤”是何等货色了。
后来福王凭借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等江北四镇总兵的支持，得以登上皇位，就是后来的弘光帝。凤阳总督马士英因及时跟上，后主持阁务兼兵部尚书，成了实际的大臣第一人。而原先的南京百官之首兵部尚书史可法，因起先反对拥立福王，政治角逐中第一炮就没打响，只好自请往扬州督师，但仍是朝廷的顶尖重臣。而那四镇总兵本来就很难搞，如今拥戴有功，更加飞扬跋扈，朝廷对他们来讲可有可无，无论是马世英还是史可法都不能制。至于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崇祯后期便已嚣张得不得了，而今还用说吗？
如此开局，怎么好得起来哟。内部纷争没完没了，不能形成合力一致对外，已经很危险，再加上君臣上下目光短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失败已成定局。山东、河南等地权力真空时，南明表现前文已提及，不再多讲。后来呢？更是一群笨蛋！那个被高捧颂扬的史可法，始终渴求“借虏平寇”及“南北分治”，而且信念极其坚定，在被全面打击之前，即便人家已断然拒绝，竟也从未动摇过，和平友爱的精神实在可嘉。
顺治元年（1644）七月二十八日，多尔衮在给史可法的信中就已经挑明，不承认你南京政权的合法性了，让你无条件投降，甚至还拿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联闯平南”加以恫吓。史可法回信中却仍卑词乞和，妄图保持偏安江左的局面，行动上更是无丝毫作为。
马士英们自然也不例外。朝廷于六月二十一日派遣的以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为首的北上讲和使团，仍在继续北行，后于十月十二日到达北京（这么慢），除了增添更多羞辱，还能得到什么？出使人员也只有左懋第有点骨气，被清人扣留后坚贞不屈而死，其他人不说也罢。
再往下看，当清兵两路大军共讨李自成时，华北兵力非常空虚，只有豪格带领的极少量兵马，而南明却有数十万军队布署于江淮一带，却始终未有一战。真是连唇亡齿寒的起码道理都不懂了，很明显嘛，多尔衮收拾了那边，自然会把目标指向你，事实上人家本打算连你同时打的，只是意外变故才放弃。那时朝廷里也不是没有清醒的人士，山东总督王永吉等少数人就振臂高呼过，但没人理他，只知吃喝玩乐的皇上与当朝重臣马士英、史可法之流，没有谁出来讲过一句赞同的话。
也许江北四镇骄横惯了，也安逸惯了，不会听你朝廷的命令出兵，但问题是你连这样的指令也从没下达过呀？就这点出息，政治素养与民族大义连农民军都不如，谁会不来打你？白白把那华夏最花花世界江南给了你享用？不要说清人了，李自成从西安败退后，还想着过来争夺呢？你想偏安，醉生梦死，怎么可能？
真是不明白，那个青史留名伟大杰出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究竟比所谓祸国殃民的奸臣马士英强到哪？纯粹一个政治尤其军事上的低能儿，前能进兵时不敢进兵，后需严防时又惊慌失措，为多尔衮下定决心并轻易南下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大清官方史书上，当然应该把他大书特书一番才对。
确实，史可法最后英勇就义了，马士英也是呀？不能拿死得壮烈，掩盖活着时犯下的种种错误。唉，民族生死存亡之即，忠烈当然需要，但更需要的是为国解难的能力。史不是，马也不是，掌权者更没一个是的，这才是民族真正的悲哀呀。既然如此，这等政权，这等人物，结局还用多想吗？
敌人事实上给了弘光政权将近一年的时间，无半点进取之志也就算了，想偏安江左那就好好加强防御吧，到头来咋样呢？城没防好，倒在清军南下时，始终权争不已、混乱不堪的内部，又搞出来个驻武昌的左良玉带兵东进所谓“清君侧”的闹剧来，大有与清军合击南明的架式。这下可好，光清军就打不过了，还出这样的事，那不加速败亡还能干什么呢？
清顺治二年（1645）三月初，从陕西返回的多铎军南征了，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四镇数十万大军先后投降。清军仿佛是下江南游玩的，沿途没有遭遇过一次真正的抵抗，就连史可法镇守的扬州也是一攻即下，五月十五日即兵不血刃占领南京。弘光帝出逃后被俘，被世人寄予极大复兴希望的南京政权，就这样土崩瓦解了。巧得很，大顺皇帝李自成也刚死于湖北九宫山。而那个“帮”着清军打南明的左良玉，东进途中病死，儿子左梦庚后来率部投降了追击李自成的阿济格。
五月十七日，多铎正式进入南京，随即把城中东、北两区居民全部赶走，供清军居住，就像他们刚入北京城一样，联想到下扬州时屠杀民众八十余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清军之残暴征服给中原民众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啊。
六月初八，南逃的马士英又在杭州拥立潞王朱常淓监国。这个曾被东林党人高捧的贤王，先是推脱不掉硬着头皮干，后在清军打来城还未破时，便已决定降清了，竟备好酒食从城上吊下来给敌兵享用，哪有一点民族气节！十四日，清军轻松进入杭州城。后来朱常淓、朱由崧及其他俘降的明之藩王们，都被押解至北京，第二年全被处死。
清人入关仅一年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如此惊人辉煌的胜利，大顺、南明弘光两大抵抗势力迅速被打垮（张献忠靠后了），北方已经占领，南方就在眼前，多尔衮骄狂地以为大局已定，没有让清军继续南进，一鼓作气荡平天下，而是派遣了投降的汉臣们南下招抚，结果给了南方抗清重整旗鼓的机会。他尽干这样的事，一再错失良机，也就是他命好，对手实在相差太远，不然凭什么建立大功业？
还不只呢！这下好了，天下已定，想干嘛就能干嘛了，于是他立马撕下了刚戴上才一年的勉强算温和的假面具，露出了征服者的狰狞面目，全面推行起一系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来，从而激起华夏大地更大规模的反抗。
留发别想留住头
过去的时代，衣冠服饰乃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尤其汉民族这样灿烂文明五千年者，更成为其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野蛮残酷地以剃头等方式改变之，就是对这个民族最大的摧残凌辱，何况伴随着的还是无情杀戮呢。
大清对被征服的汉人，施行剃发、杀戮、迁城等残暴政策，努尔哈赤时就开始了，辽东少则百万人死于他的屠刀之下。皇太极时采取了一些缓和满汉矛盾、减少对汉人压迫的措施，但大满族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常以金世宗为榜样，严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像剃发这样的事，要求更加严格。
多尔衮上位后手段之狠辣，远超老哥，丝毫不逊老爸，入关之初，军纪虽有好转，剃头、迁城等暴行依旧，后为了立足中原，收买人心，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十四日，下令罢除剃发。应该讲，这对之后大清迅速击败大顺与南明弘光政权，占领整个北方，并为下一步顺利迈向南方，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晚明的衰落、内政的腐化、“流贼”的冲击、强敌的入侵、弘光的脆败，以及文明的浸淫、精神的沦丧等等交汇互织下，中原民众大多已接受或者不得不接受了被异族统治的现实。
只要多尔衮在衣冠服饰上继续采取宽容政策，加上强大无比的满洲铁骑，收降南方，夺取天下，指日可待也，但是民族的野蛮、领袖的愚蠢，又怎会让清人这么做呢？他们哪有这样的见识哟！
占领南京后，多尔衮们便凶相毕露，六月初即严令中原男性民众一律剃发，而且是不允许有任何改变浮动的绝对命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华夏史上极端罕见，辽金元都未有此狠辣也，况大明统辖满洲鼻祖建州女真二百年，也从未令其改变习俗，蓄发戴巾呀。
更令人无语的，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剃发哟！简说一下，现如今充斥影屏的辫子戏里的形象，还是超级美化的呢。清前中期剃发样式真相是，头颅四周全部剃去，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而垂，名曰金钱鼠尾，中原简直又回到了蛮荒时代。
后果可想而知，多尔衮错误的提早鸣金收兵，九州大地抗清的火焰本来就未熄灭，这下可好，很多已经归顺的和即将归顺的地方，被迫又扛起了枪，与野蛮残暴作坚决斗争，尤其江南一带，江阴、金坛、嘉兴、武进、上海、苏州、常熟、昆山、嘉定、太仓及皖南各地等等，怒火迅猛，已然燎原，大清再也别想轻松拿下甚至和平收取了。
还有散落于荆门、当阳之间的李自成余部，李锦（过）、高一功、袁宗第、刘体纯、田见秀、郝摇旗等，本已降或愿降清了，就因剃发及民族大义使然，转而又归附南明，与张献忠大西军余部共同成为西南抗清二十年的中坚力量。
远不止此呢。以后剃发易服问题始终成为有清一代，横亘在汉满民族间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蓄发复衣冠也成了汉民族反抗压迫的一面旗帜。郑成功父子（见大帝卷台湾篇）先后与清谈判未成，剃不剃发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到了吴三桂反清，甚至太平天国起义，不也以复先人衣冠服饰为号召吗？至于辛亥革命，有所不同了，根本却在，剪辫子嘛。就是到了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呀。
危害至深至远矣！作为大清入关第一代领导人，多尔衮算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头（老爸与老哥毕竟还在关外），所起的反作用极端之大，不仅仅是延缓了大清征服步伐那么简单哟。
实际上从满洲人的角度看，他也完全不必做得如此鲁莽残暴，待顺利夺取天下后，再因势利导，一步步推行，加上统治者坐标功能、默化作用，剃发易服也许就和平实现了，汉满也不会鸿沟那么深了。
只是多尔衮哪有这个头脑嘛，还是继续说说他的恶政吧。大清残暴征服的背后，往往就是无情的杀戮，广为人知的扬州十日、江阴屠城、嘉定三屠，何等惨烈，仅江阴死难民众就达十七万余！扬州更是高达八十余万！但又何止于此啊！广州、湘潭、大同等的屠城，无不血迹斑斑，令人发指！
至于其他什么圈地和投充、逃人法等等，更是把中原民众当成奴隶来压榨。其实这些恶政清人在关外时就已搞了，只不过那时影响力小些罢了。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多尔衮为保障八旗上下所有人等（不仅是贵族）入关的美好新生活，发布了圈地令，名义上把近畿无主荒地分给他们所有，实则管它荒不荒大量占了去。当地民众的产业被无情掠夺，土地房屋自然啦，室内所有东西竟也包括，就是老婆孩子难看的可以带走，反之想留下的你还必须得留下！
大量民众不得不一无所有背井离乡，生活够苦了，加上换拨土地以次充好、远不到实有数目等现象普遍存在，交税却要按原来的土地交，结果怎么样还用多说吗？何况太多的人流离失所，连安身之处都没有呢，而那些被迫留下来给新主人耕种的更是等同于奴隶。相反那些土地被八旗子弟掠夺过去又做什么呢？畋猎放鹰的干活，这下倒好，真成了荒地啦，生产力因此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秩序更不会好到哪去。
至于圈地的规模更是相当惊人，仅顺治四年正月一次圈占的近畿四十二府州县的肥沃土地就达五万顷左右。后来形成了以畿辅之地（河北京津）为核心，向山东、山西、苏北等地扩散的局面，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才告结束。
与圈地同时的还有所谓“投充”，即中原民众投身于八旗之下为奴，情况很复杂，但大多是被逼者。这一恶政持续时间更长，乾隆时还下令严禁，想见起码清代中朝还有。也难怪满洲上层贵族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怎么会轻易废除呢？且看所谓刚入关如何爱民的多尔衮，仅继子多尔博手下投充人数就达680余名，大奴隶主呀！
清人向来抢掠成性，入关前便已掳得大量中原及辽东民众为奴，入关以后老本行也没丢掉，加上圈地、投充等就更多了。那些被迫旗下为奴的民众不堪压迫，思乡心切，逃亡者众。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剥削利益，早在努尔哈赤时便搞了个残酷的逃人法，清人入关后，多尔衮更是把捉拿逃人作为当朝第一急务，严惩力度不断加大。到了什么程度，就连怀顺王耿仲明这等人物都因手下人隐匿逃人被揭发，惊惧自杀了！甚至礼部请求祭祀他，多尔衮也是断然拒绝。真是没想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包括满洲人），多尔衮时便已做到了，实在倾佩之至，不愧为大清历史上的杰出领袖啊。
更让人倾令人佩的是，为确保一系列恶政得以坚决贯彻落实，顺治三年十月多尔衮竟下令凡“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而顺治这个被认为相对温和且有点多愁善感的小青年，亲政后却是变本加厉，于顺治十年成立了兵部督捕衙门，专门处理逃人问题，并于十二年三月，“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卷九十）。
这下可好，当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17世纪来临后，西方世界正向新的社会制度迈进时，拥有灿烂文明的中国不仅没有跟上，反而倒退了，竟部分恢复了奴隶制度，而且是在官方主导下进行的，这也算是一大奇迹了吧。
身前天下何曾定（上）
多尔衮战略的失误及系列恶政的推行，后果很严重。他以为天下已定，骄狂了，放纵了，为所欲为了，但紧跟而来的却是抗清烽火越来越旺，江南诸省、湖北、四川、陕西、山西、山东、甘肃、宁夏等无处不燃。因清军未穷追猛打幸运躲过灭顶之灾的大顺军与南明，乘势又有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而张献忠大西军还未与强敌过上招呢。此乃中原抗清的三大主要力量。